映城志

第11章


好莱坞有一座戏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er,几乎所有著名影星都留有手印或足印供游人抚摩。Hollywood Bemetery是著名影星的墓地,游客络绎不绝。 
在《解构哈利》里面,伍迪·艾伦饰演一个作家。他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不断跑出来颠覆他的现实。在《好莱坞的堕落》里,现实终于被彻底颠覆了,这种 
幽默,使“好莱坞”这三个字,具有喜剧的悲剧色彩。 
像《香港有个好莱坞》里的猪那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还被人全身盖满章,而且时刻被江湖神医追杀,送去做科学实验,与人配种,制造克隆人猪,好惨。 
听说《无间道》要拍搞笑版,曾志伟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03年钓鱼、养殖国际展览会”开幕时已经说了,要趁《无间道》5000多万香港票房的气势,筹备搞笑版,取名《大丈夫》。黄秋生、曾志伟、郑中基和杜汶泽继续捧场。 
《大丈夫》很可能是这样,曾志伟和黄秋生本来是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尿过裤子,泡过幼儿园同班同学。没有想到成人之后却为一根香蕉反目成仇,发誓“十年报仇小人不晚”。就这样他们分别娶了陈慧琳和郑秀文并且生下了刘德华和梁朝伟,还将两个冤家送往警察学校。他们不知父辈恩怨,很快成为好朋友。黄秋生暗中挑拨,说刘德华是黑社会卧底,刘德华被赶出警校,到处飘零,最后不得不上了父亲曾志伟的贼船,成了黑社会老二。梁朝伟青云直上,越来越发达,最后做上了香港总警督…… 
哎,你看—《无间道》终于也不成为无间道。 
而电影或者生活里面,喜剧的悲剧色彩无处不在,正如无酒不欢一样。   
骇客帝国的城市   
《黑客帝国》海报 
在此之前的数个小时,我在看《黑客帝国2》,为了不使自己瞌睡,我喝了大概四公升的可口可乐。直到基洛·李维斯(Keanu Reeves)终于找到了那扇门,116分钟或者121分钟?我快要支持不住了,睡神莫非斯像Matrix放出的机器水母,已经严重入侵,背水一战、危在341秒或者342秒之间的Zion城…… 
就这样,我进入了跌宕起伏的“睡眠薄冰期”,踏上了寻找厕所的畏途。厕所到底在什 
么地方呢?在日落大道上,我看到了沃卓斯基兄弟,他们说,厕所已经修建好了,还被我们完善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你看,这是Nebuchadnezzar号飞船和一条每四分之一英里30万美金的高速公路,帮助你迅速到达。不过,要去的话,请先在这里—兄弟俩递上一只垃圾筒形状的捐款箱,正面画着杀毒软件,背面画着病毒,底面写着:“美国人拯救全人类。” 
在膀胱的无限膨胀的情况之下,我匆匆捐过款并乘坐Nebuchadnezzar号飞船抵达一座带雪的尖峰。通过高倍速望远镜,我看到尖峰上面一道凹陷的“小槽”,小槽的尺寸和我的需要非常匹配。因为飞船太大,尖峰没有支持界面,我把船停在了半山腰的一个类似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广场上面。 
没有想到,刚出舱门,我就看到无数的人,举着火把,穿着古罗马时代的衣服嗷嗷大叫。为首的女人(颇像周星弛的老妈,就是含笑半步癫的那位)说了一番“今天你哲学了吗”之类的话,然后就开始热舞,配合着Techno节奏,这群人开始大玩SM。我吓得不行,此时,《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那位莫尼卡·贝鲁奇(Monica Bellucci)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条件是一个吻……” 
我赶紧把嘴伸上去,为了顶峰上那道甜蜜的小槽,牺牲一个吻又算得了什么?就这样,她带领我穿过人群,开辟了一条秘密之路,然后,她就消失了。我攀着一根细小的藤,一点一点地往上爬。突然,比吴宇森所用过的子弹还要多的子弹朝我射来。我灵机一动,拔出一根汗毛,变出数亿个虚拟的我,将真正的我藏入山缝隙中。好不容易,子弹平息了。一个崂山道士般打扮的人走下来,对我说:“你看,你只会复制粘贴,为什么不学一学中国武功呢?当你学会轻功,就可以飞上去了。”我赶忙跪下来拜师学艺,先学少林棍法、十八般武器、武士刀,然后学回旋踢、鸳鸯连环腿等等,就这样,我飞了起来,直上云霄。不一会,就看到了我期待已久的小槽,刚刚迈开马步,一个建筑师模样的人浮现在我面前,我依稀觉得在哪里见过他,直到他告诉我他就是Matrix的缔造者,他说:“你现在所在的厕所,不是真的,是虚拟拍摄(Virtual Cinematography)的产物。你看—那才是真的厕所。” 
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我看到一座无数高速公路环绕的巨型马桶,在雾色中闪着金光……   
瘟疫的城市   
因患艾滋病而被迫离职的同性恋律师,走在空旷的费城大街上(《费城故事》),Bruce Springsteen唱的那首歌《费城的街道》(Streets Of Philadelphia)传到我的耳边:“Saw my reflection in a window/Didn’t know my own face/So brother don’t leave me/On the streets of Philadelphia/So receive me brother with your fateless kiss……” 
瘟疫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吗? 
这些天我老是在想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会去超市,在冰冷而混浊的各种食物的味道中,提炼出迫切的饥饿感。非典流行的时期,我们也去超市,但是其情形有点像火线巴格达一日游。火腿和酸奶所在的位置,有点类似于生化武器所在的位置。酱料在飞毛腿导弹基地的左边,香芹很有可能被乌代偷了去……总而言之,我们戴着口罩,目光凝重,尽量沉默寡言,以躲避很可能就是疑似病人的那个在前面冲锋陷阵、神情肃穆的师太。 
“这样不好,”我的朋友温柔地说道,“你太紧张了,有的精神病人,在没有患上非典之前,就被关进了青山,除了每天为整座山消毒之外,逢周四还去山顶击碎战斧式巡航导弹。” 
“为什么是星期四?”我问。 
“因为星期四是幸运日。” 
我决定自己研制夏天的饮料,并且从四月的某个星期四开始。由于放各种各样的长假,我有足够的时间做些简单的科学试验。这些科学试验都和食物有关,但又不完全是关于食物的。当我终于用冰糖加板蓝根加柠檬加薄荷加黑醋和少许食盐,研制出一种真正的抗癌饮料时,这一行为被提升到《日常生活和精神病理学》的高度。 
我被告知不能轻举妄动,因为据说有一万多个人都被隔离起来了。而我从小有多动症,现在正在用牙齿咬着窗外的春光。我只好整理资料库,把电影按照国家、导演、年代、厂牌、类型等几个方面分类。在这项工作中我发掘出乐趣,也遇到了难题。因为我不知道《十二猴子》算不算科幻片,原来以为一支小小的针管的病毒,是不可能致世界于冰荒世纪的。但是现在,有的地区甚至挂出招牌,像拒绝狂犬症一样拒绝疫区来者,也有人一气之下捣毁“非典专门医院”的治疗器材。XX和XX不得入内,怎么看都有点像波兰斯基《钢琴师》里面那堵为犹太人设置的围墙。 
到底是瘟疫可怕,还是人心可怕? 
每次我经过立交桥,就会想起这些关于疾病的电影。立交桥上有各种形状的乞丐,有的像八爪鱼,有的像青蛙,有的像断了一条或者两条腿的像壁虎。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位像早产婴儿那样的女人,其实,像她那种体形的女人在立交桥上并不少见,但是这个女人怀里抱着一只粉嫩健康的孩子,如果那真的是她的孩子,那么她和他在做爱的时候,一定有过和任何女人一样的幸福和高潮,如果不只是一次,那么一定有过一段时间的幸福和高潮。一定也很High。对,这个词也叫“飞”,我是为了“飞”而活的人,我想,她也是。费城的艾滋病患者,也应该是。   
怀旧的城市   
《城南旧事》对我来说是一部很旧的电影。因为我永远也不晓得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惠安馆的旧址、虎坊桥、新旧帘子胡同……电影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总是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都说,还是有大量的四合院、三合院以及跨院等建筑结构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 
是吗?那么残酒呢?余欢呢?当然,这样问有点了无生趣,新欢听了会不高兴。 
天桥、东单小市儿和西四一条街,还有坐在自行车后面看斜阳的姑娘,所有的一切都在适应着新的法则,我想我也不例外。我来到那里,接着又离开,而且应该用脚走过的道路,我都坐在Bus或者出租汽车上。 
据说,巴黎是经历了世界大战后保持得最完整的欧洲城市之一。你看《一条安达鲁狗》里面那个巴黎,一个男人在磨剃须刀,胸前挂着方盒子的人驶过来,云遮住月亮,昆虫在咬人—那是巴黎的1927年,显然和那位叫Gustave Caillebotte 的法国风景画家画的画很不一样,因为左岸右岸,根本看不到绅士淑女在雨中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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