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生活在贵阳时，每逢周日，叶田起床后，就去厨房拿好加盖的搪瓷碗 
  ，催着我们上街去吃早点，尝肠旺面和恋爱豆腐果。 
  小小的恋爱豆腐果，为什么如此诱人呢？我们离开贵州已有十二年了，为什么一回去，他们就急于要去尝一尝呢？原来，恋爱豆腐果确有它的独特之处。 
  贵州人的饮食习惯是重咸鲜，喜香辣。恋爱豆腐果是切成长方形小块的白豆腐，经适量碱水发酵后，放在有眼铁片上烤制的。而它的烤制方法有许多学问。烤豆腐果烧的是糠壳而忌用煤。煤火烤东西火力不均且带有煤焦味，用糠壳则避免了上述弊病又降低了成本。烤豆腐果时，应不断翻动，以免烤糊，而翻动中须加小心，以不损坏豆腐果外表为佳。生意人都带有小铲，他们用小铲翻动豆腐果，并不时在铁制的烤床上抹一点油，既为防止豆腐果粘连，又能使其表面光滑，色泽黄亮。每当顾客光临时，生意人就用一块极薄的竹片或用小刀将烤得嗞嗞作响的豆腐果当腰剖开，填进辣椒、生姜、香葱、蒜泥、折耳根、麻油、酱油和醋配制成的佐料，这时趁热吃下去，咸辣爽滑，满口喷香，不失为一种享受。 
  1939年2月4日，筑城被日机空袭后，贵阳地区警报频繁，百姓一夕数惊。市郊东山、黔灵山、彭家桥一带成了人们躲警藏身之地。而在警报解除之后，成千上万的躲警者从树林里、山洞里出来，这些地方又往往出现一种短暂的热闹，畸形的繁荣。当时彭家桥有名叫张华峰的老汉，同老伴摆摊为生。他们根据躲警群众腹中饥，时间紧，图简便的特点，把自己的住屋辟成店铺，用糠壳烧火，烤豆腐果卖。由于他们的豆腐果成色金黄，外焦内嫩，佐料齐全，风味特殊，且价格低廉，便于携带，很快打开了销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许多人来吃豆腐果是为了解馋或充饥，往往是吃了便走。唯有那些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似乎藐视炸弹的威力，他们买一盘豆腐果，蘸着辣椒水，细嚼慢品，谈笑风生，一坐就是半天，倒把老俩口的鸡毛小店变成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一些人见了，便在背后开玩笑说这些年轻人在吃恋爱豆腐果。此话传到老俩口的耳朵里，两位老人倒也开通，顺风吹火，把自己的产品定名为恋爱豆腐果。一传十，十传百，贵阳全城都晓得彭家桥有一种名叫恋爱豆腐果的小吃。至今六十多年，张华峰老俩口早已作古，那小小的恋爱豆腐果铺也荡然无存，可烤豆腐却成了一些人的职业。延续到今天，贵阳卖豆腐果的摊子遍布大街小巷，少说也有三两百家。 
  小小的恋爱豆腐果，不但名称奇特，它还让人经久难忘呢。 
  （2002年4月）   
  等水的日子   
  这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但回忆起来，我仍然记忆犹新。 
  1982年3月，我由偏远、蛮荒的猫跳河峡谷搬进贵州省的省城贵阳，开始学做一个省城里的公民。从1969年3月离开上海市中心的家，我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整整十三年了。 
  那时候的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一样，住房处于紧张状态。我是幸运的，在一个 
  招待所小小的客房里和妻子熬了一个多月后，承蒙省文联照顾，给我们分配了五层楼上的一套两间半的房子，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搬进新居的头一天，看到满屋的泥屑、灰尘，我们兴冲冲地打开水龙头准备清洗。谁知，怎么拧那只水龙头，也是一滴水都放不出来。于是，便去向先搬进来的邻居打听。他们告诉我，这里叫石板坡，地势高，白天水压低，自来水根本上不来，只有等到夜深人静，全城的大多数居民都不用水了，才有可能来一点点水。我推窗向外凝神一望，果然，周围几幢七层楼的屋顶都在我们脚下。 
  于是，我们住进新居的第一件大事，就像所有的邻居们一样，砌一个小水池，等下半夜来水的时候，把小水池里的水蓄满备用。 
  日子，就在夜夜等水的期待中一天天地过去。 
  由于夜间要等水，我和妻子分了工，我守上半夜，她守下半夜。天天晚上将水龙头大开着，等待“水龙王”“哗哗”来临。这种等待是极难熬的，但是，一家人无水便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难熬也得等。我便一边等待一边写小说，在那几年发表的小说后面，往往有“写于贵州黔灵山麓”一行小字，有读者给我来信说，可以想像，你一定住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读后，我只好一笑了之。 
  当专业作家的时候，这样的日子还能勉强打发过去，晚上睡少了，第二天可以补睡一会儿。到了1984年7月，我调《山花》编辑部任主编，天天要上班，晚上守夜就成了一件贵州人说的“恼火”事。可再“恼火”，还得等水，还得熬夜。 
  说老实话，那些日子里，上半夜能够如愿等来“水龙王”的次数是极其有限的，可怜我的妻子，她常常在下半夜起来等水，等来了水，匆匆地洗衣裳，轻手轻脚拖地板，蓄水。天亮了，她还得去上班，还得在上下班途中倒换三次车，每天在路上消磨三四个小时。那时她常对我说，上了公共汽车就怕有座位，因为一坐上座位，不知不觉就要打瞌睡。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在车上打瞌睡她坐过了站，赶到工厂迟到了，便要挨批评。 
  可能正因为这样吧，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格外地和睦安宁。相互体贴、关心着，打发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孩子也在这种氛围里一天天地长大了。那年头，我已是一个作家，时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各种各样笔会的邀请，很多笔会都是在我从来没去过的风景名胜区举办，与会者又都是全国文坛的名流，我真想去开开眼、凑凑热闹啊，但我一次次地婉辞了那些盛情相邀，只因为我想到家中需要等水，没有水，连最普通的日子也难过…… 
  哦，那些等水的日子！ 
  （2002年3月）   
  大路   
  山乡的安寂宁静，全是被打破的。 
  大路上驶来了汽车，准定是来了贵人，而且必然是不会在山寨上住宿的。于是乎细娃嫩崽们呼喊着、欢叫着跑到大路上去，围住了汽车，问这是什么车，看来的是怎样的贵人。如果客人下车后信步走去，娃崽们准会自始至终簇拥着客人，客人去看水库，娃儿们会跟到水库；客人走进寨子，娃儿们会跟进寨子，并且主动地介绍，这是张家，那是陈家。还提出警 
  告：这家的狗凶。 
  只因大路上进来的车子实在太少。偏僻、闭塞的寨子上，来一位公社的书记，来一位打着背包找队干部安排住宿的县上干部，老百姓就把他们当成是通天的官了。 
  坐车子进寨子来的，不是贵人又是谁？ 
  况且这大路不是为开车子修的，那是专为山寨上通马车修的。1965年，“四清”运动结束的时候，为了显示运动的成果，带动了生产，所有下队的干部，发动了乡里的劳动力，修了这条大路，同时给沿途的寨子，配备了马车。路修成之后，由两匹川马或是三匹川马拖着厢斗的马车，就在山乡里出现了。 
  马车把山乡里产的无烟煤拖出去卖，马车到车站、工地揽生意、拖石头、拖沙子。一天干下来，能赚好几十块钱，抵得上一个强劳力在寨子上整整干一个月。 
  拖马车的汉子，自然成了寨子上受人尊敬的汉子。不说别的，单是赶场那一天，男女老幼挤上车子，挥起鞭子，一声喝，马车一阵小跑，不到半小时，就能跑到街子上。比人走快得多了。 
  指挥修路的干部中，肯定有那么一二位，是有预见的。说的是修马车道，但他们坚持要把路两侧，多修出一米的宽度。于是乎，路修成以后，汽车也就能开进来了。记得第一辆汽车开进寨门口，那八九十岁走不得路的老农，拍着车厢盖问司机：“这玩艺儿，一天要喂它吃多少饲料？” 
  大路真正当作汽车道来用，是在我离开山乡的前一年。那一年，斗篷山脚下发现优质煤的信息不知怎么被外界晓得了，于是乎，老乡们冬季里挖来用不完的煤炭，全被收买了。那些堆在煤洞口“狗向伙”人字小窝棚旁边的煤，全都变成了一叠一叠的票子。怎不惹人眼红啊！ 
  那些原本善于挖煤的，在煤洞里日夜加班，挑灯夜战。那些原来勉强挖一点煤来充作家用的，也上了山。砖瓦窑停了火，只因用煤炭烧制了砖瓦来卖，还不如直接卖煤来钱。很多戏文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演出了。最能号煤脉的曾家老大，挖煤挖疯了，没日没夜呆在洞子里抡十字镐，把自己的眼珠子挖了出来。事后，当他瞎了一只眼睛从医院回来后，对围住问他的乡亲说：“我蹲在窄小的洞子里，眼前看到的，哪是煤啊。全是票子，是一张张的拾元大票子啊！” 
  我也挤在寨邻乡亲们中间，听到这话，不禁骇然。再看看四周，那一些挖出大堆大堆煤炭待卖的农民们，拼命地奉承司机，贿赂司机，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把菜园里的新鲜蔬菜，把鸡鸭，塞进司机的驾驶室。巴望司机早一天把自家的煤拖出去，好换来票子。拖司机回家吃饭，司机喝醉了酒，调戏乡里妹子的事情，传得纷纷扬扬，更有甚者，留宿的司机睡了自己的婆娘，汉子知情后，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路带来的岂止是喧嚣的汽车喇叭声，它把安宁静谧的山乡搅得沸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