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

 
  商品经济莽撞地闯进四季安然的寨子，给人上的第一课就是严酷的。 
  盘山绕谷的大路修进山乡，修到寨门前，越岭翻山地修到白云深处的人家，习惯于在原始传统状态下生活的善良人们，做好了大路修来的准备了吗？ 
  （2001年8月）     
  第四部分   
  买得青山只种茶   
  “茶。云腴，灵芽。出生地，古华夏。芳龄几何，五千岁华。三皇神农氏，尝草识茗芽。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克星苦茶。云贵巴蜀是故乡，人杰地灵育GAFD1诧。” 
  上面这首一至七言咏茶诗，是茶文化研究专家舒玉杰先生所做，他对茶的形状、出生地、年龄、来历、特性以及其故乡等，作了简短而精彩的描述。这首诗里的“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克星苦茶”两句话，使我想起了插队落户时的一件事：当地有一农民外出劳作时，风雨 
  交加，雷电狂作，不慎被雷电击死。 
  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把他的尸体抬进寨子的。人们把他的尸体放在寨子外面的茶树底下。第二天，死者复生。据当地人讲，是由于雨水经过茶树叶子滴在死者身上，而使死者复活的。死者是不是被茶叶水浇活的，我至今不敢肯定，但从那时开始，我爱上了喝茶，一喝竟喝了二十多年！当然，爱喝茶，却是不懂茶道的，看陆羽的《茶经》，感兴趣的不是里面讲到的各款茶具和繁杂的煮茶、饮茶过程，而是里面记载的一段话：“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我们现今看到的茶树，一律矮矮的，高不及人。而古代，茶树高至“数十尺”，这是不是一种传说呢？当然，传说也有，但实际上两人合抱之茶树也不少见。在我国云南，古老的茶树最多，有四十多个县野生大茶树，素有“云南山茶甲天下”之说。故人们把云南看做是“自然茶寮”。《封氏闻见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茶由南向北而来，其味也似乎由浓到淡。云南、贵州、江西乃至福建一带，茶味偏重偏浓，而到了江浙一带，茶味就淡，这可能跟地域环境有关。 
  茶从原先的讲究实用，到了后来的讲究风雅，是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直到茶成了一种文化之后，其实用价值处于次要地位，很为某一层次的人做了风雅之事，特别是读书人家或爱茶的文人，总要在壁间挂一些与茶相关的书画。像白居易的“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盅，寄与爱茶人。”中国古代文人中，大多是爱酒的，人生不得意，借酒浇忧愁。曹操就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有凭借酒力来创作的，像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而让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是“茶铛酒杓不相离”的，“看风小榼三分酒，寒食深炉一碗茶”；“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等等。以茶助文思，用茶来醒脑，倒是非常适合我的，我不好酒，也不能喝酒，无法像李白那样“斗酒诗百篇”，只能效白居易之法，“饮茶一盅，吟诗一章”。 
  我喝茶的历史是不短了，但仍未养成喝功夫茶的耐心和毅力以及那份细致，更不懂茶道，不过，我爱听僧家那句斗机锋时常用的话：无事么？喝茶去！我从这句话中当然是悟不出什么高深的禅理的，但我会非常开心地去泡一杯茶，坐下来，写作。我这一生，喝茶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是一样长的。写作和喝茶几乎同时进行。 
  古人说：买得青山只种茶。信然！识得此中滋味，觅来无上清凉。不种茶树又种什么！ 
  （2001年9月）   
  共和国５０年   
  50是个吉利的数字。 
  50周年当然是个喜庆之年。 
  当国庆50周年的日子走近我们的时候，我的眼前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已经逝去的那些个大庆之年的情形。 
  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10岁，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热烈气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挤在欢乐的人群里看大游行，我坐在第一排看文艺节目，记得正是那一天，我坐得那么近地第一次看到了独具风采的新疆舞蹈。到了夜晚，我怀着急切期盼的心情等待盛开在夜空中的礼花。那年头，我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虽说在念小学，但我已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长篇小说。像许多男孩子一样，热衷于议论着这些小说中“战斗”的场面和革命的经历。 
  国庆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贵州山乡里的一个知青。过节那几天，正是秋日里难得的晴天。寨子上宣布，为抢节气，收获成熟了的庄稼，一律坚持出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行动，庆祝国庆20周年。那一天，从清晨到傍晚，我和山乡里的农民们一起，整整割了一天的水稻，把一担一担尚未干透的谷子，从田坝上挑回晒谷坪上。大约是队长听了我们几个知青一整天的唠叨，在太阳落坡之前，总算让我们几个男女知青提前收工了。也许是从一天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也许是想到回去后总算可以杀鸡、煮肉打一顿“牙祭”过节了，走回寨子的路上，我感到这一天的晚霞格外的美丽。栖居山乡，天天沉浸于农事的劳作之中，翻来覆去读的，就是我下乡时带去的那几本我特别喜欢的书：《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姨》、《红与黑》、《父与子》、《贵族之家》、《契诃夫小说选》、《杜布罗夫斯基》……在当时，这些都属于禁书。幸好无论是山寨上的农民，还是周围的知青，谁都不曾去打过“小报告”。 
  国庆30周年的时候，我仍生活在那个叫“砂锅寨”的地方。不过文学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已在全国上映，它竟然还在我插队落户的山乡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长篇已赶在十·一前出版的当年第五期《收获》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愿仅花半年时间写出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贵州作协将遵照省里指示把我调去当专业作家，我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风凛冽》的创作之后，又完成了《蹉跎岁月》，我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但我无意沉浸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的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婉辞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谢绝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的“笔会”请柬，我日以继夜地写着、写着。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还是写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过。所幸的是，那些年里写出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书。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归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诉调回的理由，一边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我在省城生活已经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对省城的生疏、不适应到渐渐地融入省城社会。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文学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国的文学还需要创造更灿烂的辉煌。 
  国庆50周年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跟前，新中国50年的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新中国50年的文学也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五十周年大庆，和世纪之交联在一起，回顾百年沧桑，喜看50年巨变，展望辉煌前景，中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阔步地迈向新的世纪。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时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里，整天接触的是弄堂里的伙伴，看惯了弄堂里青砖和红砖的楼房墙壁。走出弄堂，是不宽的两条马路，和马路上的商店，如粮店、酱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发店。我特别对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为班上一个同学就是皮鞋店的“小开”，大人们说，他家父亲的皮鞋是手工做的，卖得特别贵。上学的时候，他穿着皮鞋来，我们一帮穿球鞋、布鞋的同学，就要围着他，看他脚上的皮鞋。他呢，有时候漫不经心，不大愿意回答我们好奇的问题；有时候会翘起鞋底，给我们看他皮鞋的质量，不无自傲地说 
  ：这是真正硬帮皮底的。除了弄堂、马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烟囱，天空中的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