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

此外，要走几站路，才能到热闹的淮海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外滩，看黄浦江。那时候，总以为世界都是由弄堂、马路、楼房、商店组成的。 
  后来从书本上了解到，我们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还有乡村；不但有平原，还有山区。而且不断地从电影、照片和画片上，看到山的样子。 
  可是，总有些问题在困惑着我：山，真是像画出来的一样么？山上怎么会有水，有树林，还能建房子？山上有马路吗，山上能开电车吗，山上有电影院吗？脑子里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于是，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说，大山画出来，也没法解答我的问题。水往低处流，那么高的山，哪儿来的水？没有水，人怎么生活，树木花草怎么成活？想来想去，想成了一团乱麻，也解不开大山的谜。 
  我开始更入神地看书。连环画是不用说了，那上面画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马路有商店有电影院的。 
  长大一些了，跟着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进朵云轩，那里头挂了一张一张山水画。奇怪，山上明明没有水，这些古代和现代画家，怎么都把山和水画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还不止一处。影影绰绰的，亭子里还有人坐着。高高的白云深处，还画着几间房子，亭子里的人，想必住在那种房子里。可他们吃什么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游，去长风公园，公园里有山。我兴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铁臂山，还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顶上，眺望远近景致，激动了好一会儿。我总算真正地爬过一次山了。 
  小学快毕业了，又是一次春游，要去佘山。大家都说，佘山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虽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们议论了好久，期盼了好久，总算成行了，总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总算走进天文台参观了。哦，山上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建的，山上的人并不愁吃穿，他们也像上海城里的人一样生活着。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横梗在我的心头，山，对我仍有着许多不解之谜；山，在我心目中总带着几分神秘。我也始终不能真正地说清楚，山究竟是什么。 
  万万没想到，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我会到云贵高原，天天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看够了山势、山野、山峦的景致；后来，我提起笔来创作，无论写到知识青年的生活，还是农民们的形象，都离不开他们栖息的山寨环境，我真正地熟悉了大山，了解了山区，对千姿百态的山峰，连绵坦荡的大山胸怀，雄峙挺立的山体，屏风般的山脊，还有山乡里常见的雾岚、清泉、飞瀑……都有了真切的体会，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山乡里的路，崎岖的小路，历经岁月沧桑还残存的古驿道，马车道，砂砾公路，柏油马路，高等级的公路，每条路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那时候，回想起童年时代对山的困惑和烦扰，我会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 
  哦，我的大山情结…… 
  （2002年7月）   
  教育与希望   
  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我曾经教过几年书。那不是正规的学校，那只是偏僻小乡里的耕读小学。任命我当耕读小学教师之前，大队里对我说，我们这所学校，办是办起来了，可是学校缺课率很高，娃娃们特别是女娃娃们，要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师资也缺乏。现有的教师，只会教语文和算术，副课都不开。好几年里，已经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进入公社的农中了。言下之意，对我去任教，充满了期待，寄予厚望。 
  登上山巅的庙上小学校，我不由大失所望。三间大教室，两间盖着瓦的，不少开着天窗。另一间和教师的办公室，都盖着茅草。原来在这教书的老师说，四间房都是漏的。作为操场的大院坝里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绊脚的石头、碎砖、枯枝、落叶，环境很差。和我插队落户山乡秀丽的风光、旖旎的山川河谷，形成巨大的反差。 
  开学了，和很多的耕读小学的教师一样，除了教语文和算术，我还主动开出了体育课，唱歌课。要上体育课就要清扫作为操场的大院坝，我发动了全校师生的义务劳动，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大院坝里清扫得一干二净，排队做操再不会绊脚碍事了。我根据自己的记忆，简化了广播操的动作，教给偏远山乡里的这些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娃娃；我还让另一位老师找来绳子，让他们举行拔河比赛，赛得这些孩子们前倾后仰，觉得这样上课太好玩了。那年头天天晚上的广播电台里有一档儿歌教唱节目，诸如“我是公社小社员”、“小小螺丝帽”等等，我先跟着广播学，边学边记歌词，学会了又教给学生们。这些儿童歌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孩子们一学就会。教了大半年书，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寨子上，大孩子在教他们的弟妹学做操，到了山寨宁静的夜晚，一幢幢农舍里会传出阵阵儿歌声。邻寨乡亲们见了我，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我“得行”。农闲时节，一帮农村汉子自发地来到小学校，翻盖了教室的屋瓦和新茅草。窗户上没玻璃，他们也给配上了薄板子，说到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可以遮挡一下风雨。 
  一年后，我教的五年级，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公社的农中。 
  三十年以后，我又来到当年插队落户的砂锅寨，看到已经从山巅上搬到平坝里来的小学校整齐的教室，意外地见到了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他现在也在小学校教书，我问及其他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的情况，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在教书，有几个还是县里的优秀教师哩。他由衷地对我说：叶老师，我们几个碰在一起，就会讲起你教我们的情形，你给我们讲高尔基小时候的故事，你说人若不受教育，你们的未来就没有希望。我们不但牢记着，现在也对学生们这么说。今天的孩子们再不缺课逃学了。 
  看着初步改变面貌的山乡环境，听着当年学生的话，我笑了。是啊，人生如果放弃了教育，就意味着放弃希望。 
  （2002年11月）   
  小小老照片   
  这张小小的照片，可以说是真正的老照片了。 
  那是我插队落户第二年的夏天拍的，至今已整整三十一年了。 
  比起这以前拍下的照片来说，经过了一年半的劳动，我身上的文弱之气少却了很多；而增加了一些健壮感。天天出工，挑灰、运砖、担肥、挖土、铲护田埂、犁田耙地，繁重累人 
  的农活，逐渐强健了我的筋骨。细细地看，还能看出我的身上沾染了一股山野之气。干的是重体力活，整日里沐浴山里的风，山里的雨。农忙时节，经常是身上出了透汗，一场大雨下来，身上的外衣又淋湿了，外面潮，身上粘，那股滋味真不是好受的。好不容易歇下来，在火塘边烤干了衣服，火辣辣的太阳又露出脸来，把人晒得头晕眼花。 
  非得戴上草帽，干活时才会觉得合适。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岁月不在我的身上留下它的痕迹，那才是一件怪事呢！这张小小的照片，是当年流行的一寸报名照。但我却不是为了报名去拍的。说实话，在这蛮荒的山乡，在整日劳作只为了解决最基本的温饱要求的岁月里，人是想不到拍照片的。记得那一年，我们集体户里一位知青的舅舅，趁到贵州来出差的机会，坐了火车坐汽车，坐了汽车又坐马车，从马车上下来还走了好长一截路，来到山寨看望自己的外甥。这位舅舅随身带来了一只照相机，给我们每位知青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至今还留在我记忆里。不过，我的这张照片不是那一次拍的。这张照片是我到省城贵阳拍下的。农忙过后，牙齿剧痛难忍，我请了假去贵阳看牙齿。治疗了牙齿以后，回山寨的火车是夜间八点钟的。我闲着无事，就在街上逛来逛去，那年头，贵阳的武斗刚刚平息，物资匮乏，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从大十字走到喷水池，又从喷水池走回到大十字，我突然发现一家开间很大的照相馆。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走进去，花了七角几分钱，开了一张票，拍了一张最便宜的报名照。 
  照相馆很大，直到开票时，我才知道它叫“阿麻照相馆”，是一个颇奇特的名字。十多年之后的80年代，我在贵阳生活了整整八年，才知道这“阿麻照相馆”还是贵阳城里历史悠久名气最响的一家照相馆。 
  尽管如此，拍一寸报名照却没有什么讲究。持票上楼，摄影师瞅都没有瞅我一眼，就叫我坐到前面去。他开了灯，连灯光都不作任何移动，就朝我举起一只手说：“抬起头，望着我。对，就这样，不要这么严肃嘛，板起脸干啥子？笑一笑。” 
  摄影师说的是一口地道的贵阳话，和我插队乡间的贵州话，发音有些区别。我一听他的口音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他“咔嚓”一下拍完了照片。 
  大约十天之后，我在砂锅寨上收到了这张照片，打开一看，大家都说拍得不错，难得我有这样的好心情，没有什么事也会走进照相馆拍照。我却颇有些自得；看看，我还是锻炼出来了吧，身上增添了土气和野气。在和同学通信时，我就把照片给他们寄去，还把底片一起寄给了上海一位会放大照片的同学，请他得空时给我放几张。自己就留下现在这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