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

记得国庆１０周年大庆的时候，我恰巧十岁，才是一个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是听说南京路上有彩灯；尽管家住得离南京路很远，我还是跟着弄堂里上中学的几个大孩子，去南京路上挤了一圈。呵，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流动的灯的世界，是一个漂游着的光的天地。后来，我们家搬得离南京路近了，几乎年年国庆，我都要和同学和表兄妹们相约着，到南京路形成的那一条灯河中去来来回回地走一趟。在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思念故乡上海的时候，常常念念不忘的，就是南京路上节日之夜的灯光。叶田年幼时，我们生活在山高水远的猫跳河畔的峡谷里，节日的夜晚，电站上虽也有灯光，却是极为单调且不成气势的。那一个节日前夕的晚上，我带着他去省城，看到十字街头楼房上下的彩灯，他欢乐地在我的肩头又跳又嚷：“红的、绿的、红的、绿的……”看着他那绽开笑容的脸庞，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偏远蛮荒的深山峡谷中住得太久了，要是他见到上海南京路节日之夜的灯光，还不知欢成一个什么模样呢！ 
  ９０年代，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乎每一个国庆之夜，我们全家人都要走上街头去观灯。迸溅着斑斑异彩的灯光辉映，像是浮泛着粼粼星光的湖波，宛如春天飘飞着的亮晶晶的雨丝。一眼望去，眼角被那闪闪烁烁的灯光激动得兴奋不已，只感到人整个地置身于一片明辉之中。身前，是炫人眼目的光的瀑布；顺着马路望去，是喧嚣的流泻的时缓时疾的光的河流；放眼回顾，则是动荡起伏着的光的海波。哦，这飞霞泻彩、遍天遍地的灯光，将高低错落、广厦万间的楼宇，统统映照得通体透明，恰似那挂满珠帘绣幕的水晶世界。 
  年年走进万家灯火的夜上海，年年观看火树银花的不夜天，且随着喧声如潮的人流边行边看，我们感觉到的岂止是兴奋，岂止是欢乐，而是辉煌的华灯勾勒映照出的大上海的巨变。 
  我叮嘱叶田，５０周年大庆之夜的灯光，一定会比我们看过的任何灯河灯海瑰丽多彩。只因在８月的试灯之夜，我已经去饱了一回眼福。 
  瞧那是挂于空中的明灯，五彩缤纷，天花乱坠。 
  看那密布于地上的彩灯，争奇斗艳，光芒四射。 
  让我们相约，在今年的国庆之夜，一起步入五光十色、星光灿烂的街头，去感受人间银河的美景。 
  （１９９９年９月）     
  第六部分   
  百年老店邵万生(1)   
  1843年，上海开埠了，成为东海之滨重要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 
  四面八方的人涌入上海，使得上海很快地成为一个八方杂处、百业纷陈的大都市。 
  在各地来到上海的人中，浙江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和份额。为什么？浙江紧挨着上海，坐上火车、搭上汽车、挤进低矮的乌篷船，熬过一两天、两三天就到上海了。在栖身上海的浙 
  江人中，宁波人和绍兴人又占着最大的比例，这比例至少多于杭州人、多于嘉兴人。宁波的一位旅游局长曾十分自信地对我说，我做宁波的旅游，主攻方向就是上海。因为四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宁波人。一千六百万上海人，祖籍宁波的有四百万。这些宁波人和他们的亲戚朋友，只要四年回一次故乡，宁波每年就有一百万上海客人。说完他哈哈大笑。 
  我没有具体统计过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和绍兴人。但在小时候，几乎每条弄堂，我们读书的每一个班级里，都有绰号叫“老宁波”“小绍兴”的伙伴。至于平时交往中，宁波话和绍兴话，更是耳熟能详，时常往耳朵里灌的。开玩笑的时候，模仿能力强的同学，时常会惟妙惟肖地说几句宁波话、绍兴话，逗得大伙儿捧腹大笑。 
  可以说，宁波人、绍兴人是伴随着上海的开埠进入上海滩的。他们也像其他各地的人到达上海时一样，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口音，他们的风俗，同时带进来的，还有他们多姿多彩的吃的风味。 
  我想，一百五十年前，邵六钵头就是随着这么一股人流，从故乡来到上海的。 
  上海滩的田地变成了马路，他依靠什么才能生存呢？那个年代，上海滩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传奇，关于洋人们和买办们发迹的故事，在大街小巷里传播。邵六钵头是个聪明人，而且有离乡人共有的怀乡情结。他一定还知道，像他这样怀念故乡、思恋故乡风味菜肴的人不在少数。一路上来到上海，他必然碰到很多像他一样到上海来的家乡人。 
  于是他在虹口开办了一家南货店，名叫邵万兴。邵是他的姓，万兴是他的愿望，希望他新开办的店铺能兴旺，能发达，能一兴而起。这是清朝的咸丰二年，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还拖着辫子。也就是1852年。 
  还是我小时候，就有人告诉我，邵万生是一家百年老店。在上海滩，以精制糟醉食品闻名。他们按照宁波、绍兴的乡土风味，自产自销四时的糟醉食品。我一位同学，自小在山西路上长大，又是绍兴人，每当大家聚在一起闲聊，说起衣食住行，他就会眉飞色舞地给我们介绍新鲜的河虾子酱油、沈家门认姆渡黄泥螺、虾子鲞鱼、糟青鱼、鲥鱼、醉蟹、醉蚶、糟鸡。只要他一说开，就像无轨电车开出来，刹不住车。我们一个个都要被他说得口水流出来，他也不肯罢休。还要介绍什么宣城蜜枣、金华酱腿、北京彩蛋。我们忍不住问他，这些东西你都吃过吗？他会连连点头说：“怎么没吃过，从小就吃的。” 
  于是我就晓得，邵万生这家百年老店，开在山西路、南京路口。多少年以后也还记得清清楚楚。上世纪80年代在贵阳工作时，有同事来上海出差，请他们带邵万生的黄泥螺，总还要特地叮嘱：“你逛南京路时，走到山西路口，就找到这家店了。” 
  非常凑巧的是，和我在同一个知青点集体户插队落户的知青小李，家住在宁波路河南路口的弄堂里，他的父亲是40至50年代的邵万生职工。插队落户的岁月里，生活清苦，经常用辣椒、猪油淘饭吃。大家更愿意想像上海的美食，举行“精神会飨”。每当这时候，小李就会如数家珍地介绍邵万生的食品。所谓“春有醉蚶，夏有糟鱼，秋有醉蟹，冬有糟鸡”。除了介绍食品，顺便他还会给我们讲一点邵万生的历史。最早开在虹口的邵万兴，到了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搬到南京路上来了。只因随着上海的百业兴旺，人气飚升，南京路愈加繁华和鼎沸，生意更好做了。这一点更加深了我对邵六钵头这个人的印象，他不但是聪明的，还是随机应变的。搬到南京路的邵万兴更名为邵万生，意思是取其生生不息地往前发展。 
  春天，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新鲜的河虾大量上市，邵万生的前店后工场，就精制虾子酱油。选料采用舟山裕大抽油，苏州乡间活河虾剥子焙烘配制，故而一下子打开销路，美名远扬。上海人争相购买味道鲜美的虾子酱油来尝。 
  夏天，气候炎热，上海的居民大多忌食油腻，邵万生就抓住时机，趁着黄泥螺、鲜鱼的市场供应量大，就糟制黄泥螺、青鱼、鲤鱼应市。同时还不忘宁波老人们特别青睐的“三臭”，满足人们的需要。俗称“三臭”的臭冬瓜、海菜梗、臭黄豆，是标准的“闻闻是臭的，吃吃是香的”传统饮食，适时推出，亦广受欢迎。 
  秋天，大闸蟹逐渐应市，就卤制醉蟹。说起醉蟹，又要讲起创始人邵六钵头了。阳澄湖大闸蟹用船运进苏州河，码头上的苏州阿三就会挑着“只只活”的大闸蟹，到邵万生来推销。邵六钵头在店门口放一只笼子，一只只地过堂，过小的自然不要，过大的他也不要，只要三两左右的，而且必须只只是雌蟹。“九雌十雄”啊，谁都晓得农历九月的雌蟹似乎最为鲜美的。选出来做醉蟹，那味道怎能不美。在门口看到这一幕的行人回去之后口口相传，邵万生的醉蟹名声远播，起了活广告的作用。   
  百年老店邵万生(2)   
  冬天，鸡鸭肥壮，蛋品也大量应市，邵万生就大批量制作糟鸡、糟鸭、糟鹅。近年来推出的糟烤鸭，在传统的基础上运用了电烤技术，深受顾客欢迎。邵万生的辣油咸蛋，也是远近闻名，蛋黄色红油浓，看去活似辣油。 
  故而，邵万生的四季应市糟醉食品，被人盛赞为： 
  春意盎然上银蚶， 
  夏日炎炎食泥螺， 
  秋风萧瑟出醉蟹， 
  冬云漫天品糟鸡。 
  祖籍宁波、绍兴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在外地工作的游客，对邵万生的糟醉食品也是情有独钟。造船大王包玉刚年年来邵万生选购适时的黄泥螺、醉蟹，被传为美谈。连那些初次尝到糟醉美味的食客，也会喜欢上邵万生。他们夸道：“中华糟醉席上珍，众口皆碑邵万生。” 
  百年老店，岁月沧桑。 
  一百五十多年的沧桑岁月，邵万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乘风破浪的。 
  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炸弹扔到上海滩，敌伪势力猖獗。邵万生一度货源断档，营业困难。这时有人瞄准了他这块品牌，提出要以三万枚“袁大头”买“邵万生”的招牌。当时，国难当头，商店老板、职工同舟共济，宁肯自己和家属节衣缩食，决不出卖金字招牌。 
  文化大革命中，南京路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我就读的中学在外滩，每天要在南京路上来回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