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也由一个小青年逐渐步入中年，而且重又回到上海，在作家协会工作。 
  上班没几天，老谢就来看我，问我写了什么新作没有？ 
  我告诉他，刚上班，事情多，对上海作协很不熟悉，况且生活还没安定下来，妻儿在岳母家住，我住在自己母亲身边，没时间写东西。他又问我，回来之前写了一些什么？他是我的老师，我就据实相告，我写了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但是只写到一半，拿不出手的。 
  他说：“我看看。” 
  稿子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取出来交给他。 
  三天以后，他打来电话说：“稿子可以用。先以中篇小说的样式发表。后面的写出来，再注明是长篇。”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孽债》在没写完全篇的情况下发表出来，第一功是老谢的。也正因为发表了上半部分，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才督促着我，尽快地把下半部分写出来。 
  就让我以这篇回忆性的文字，作为对老谢逝世一周年的纪念罢。 
  （2001年5月）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1)   
  1992年早春，我赴京参加七届四次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人民文学》的老编辑王扶来看我，并向我约稿。我告诉她，近期没有写出中、短篇小说。她即问我，那么你在写什么长篇小说。我心想她是杂志编辑（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不会要长篇，于是便坦然相告，我在写作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刚完成上半部分，正在考虑下半部分的创作。 
  这本书写些什么？她完全是用聊天的口吻问我。 
  我三言两语把《孽债》的故事讲了。 
  不料她郑重其事地向我约这部书稿，同时说明，她是受江苏文艺出版社委托，代他们约的，希望我不要推诿。 
  我和王扶是老朋友了，早在新时期文学蓬蓬勃勃发展的1978—1979年，就在北京相识。在贵州工作时，只要她从北京到贵州来组稿，她总还专程来我家或我工作的编辑部坐一坐。她如此认真为他人作嫁衣，使我感动。回上海以后，我就把先在《小说界》杂志发表的《孽债》上半部分寄了过去。大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过她的一个电话。她说这本书是一定要出的，她已把杂志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寄去，希望我把写完的《孽债》下半部分，尽快复印出来。 
  没多久，我上班的作协办公室走进一位年长我几岁的中年人。他说他姓周，叫周鸿铸，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专程出差来上海，取《孽债》下半部分的书稿。 
  初次相识，我对他说，上半部分我是寄给北京的王扶的，她也催过我，但她没说要把稿子直接交你。 
  他说读完上半部分，社里已决定尽快出书，故而特派他前来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来寄去了。 
  我想这也很有道理，但作为朋友，我总得给王扶打个招呼。 
  于是就在办公室给北京打电话。中午时分，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总算在家里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应让我把稿子交给老周。 
  周鸿铸拿了书稿，一点也没耽搁，匆匆就赶回南京去了。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给我来了信，说书稿他已全部读完，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里的领导也都会这么认为，待他们看完，他就会把出书合同什么的，一起给我寄来。让我吃惊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会有影响，并且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会获奖。 
  我想这话我自己是不敢说的。 
  但我仍十分高兴他能对我的书稿说这样的话。 
  从这以后，我就和《孽债》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来，《孽债》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书了。每本书有一个责任编辑，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种性格的责任编辑，都打过不少交道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孽债》在编辑、发排、设计封面、校对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老周来信或是来电。每次有信息传来，他都是极为细微地告知我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的进度。进而就针对我书稿中写到的西南风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语作进一步的探讨。让我深为感动的是，有时候为了一字或字眼，他会翻查几种字典和辞典，然后在电话里一一把几种解释讲给我听，最后和我商量着，确定该用哪一个词。当书稿制版印刷时，他对我说，他敢保证这本书是不会有一丁点差错的。我想如果他没有为书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决不会这么说的。几年以后，《孽债》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本，里面错别字连篇，标点符号乱点，老周气得话都讲不出来，一再地说，抓到了盗版者一定要绳之以法，绳之以法。那年南京判决了一个盗版者，他高兴地把刊有审判盗版者的报纸给我寄了来。 
  《孽债》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数是二万册。在1992年长篇小说印数处于低迷时期，有这样的征订数已经不错了。他却在电话里给我说，远远不够，不够。过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万册…… 
  读者诸君可以看出，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中，我们已经逐渐地熟悉起来。1994年秋天，当他得知我在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眩目的云彩》时，几次打来电话，让我继续把书稿交给他，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说，在出版之际，他们会为之宣传。第二年秋，《眩目的云彩》在“十一”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万册。 
  由于整整地当了十年知青，根据知青生涯的深切体验和亲历，我写下了六部和知识青年有关的长篇小说。我很想把这六部书集中起来，统一格式、统一装帧设计推出。当我把这一想法和几个出版社商谈时，几家出版社都怕旧作重印，销路不佳，造成谁都不愿看到的亏损。而当我把这一想法给老周说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积极支持，但他又说也得从实际出发，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经他和社里同志商量，并作了预测以后，修订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编为电视剧并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于是乎，《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部书，作为“叶辛代表作系列”推出。1994年秋天书稿发排，1995年春季书印出来时，恰逢《孽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地播出并引起轰动，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万套，仍供不应求。这一次，老周又不失时机地代表出版社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书印出20多万册，三卷本又取得成功，经他和社里领导商定，决定给我出版10卷本的《叶辛文集》。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2)   
  这消息于我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一个作家，还有比出版10卷本的文集更高兴的事吗？ 
  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叶辛文集》的合同，和老周一卷一卷地拟订了文集的具体内容。回上海以后的那些天里，我天天夜里重读和修订近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出版的那些作品，从近30本书稿中编选出一套文集来。白天要上班，晚上常常工作到下半夜，连续几个月时间，我自己都奇怪身体竟然也挺过来了。 
  一年之后，10卷本的《叶辛文集》印了1．3万套，正式出版了。除了大众化的平装本，还印了精装本，红、白两色的豪华珍藏本。凡是看到书的人，都说这书出得精美漂亮。老周告诉我，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他除了自己埋头校改、跑印刷厂、叮嘱美编之外，还发动自己的老伴老杨同志（也是一位编辑），和他一道来看校样。两双眼睛校改，总比一双眼睛更为细致罢。 
  老周不但是一位认真负责、充满责任感的编辑，还是一位热心于学习，孜孜不倦的知识分子。他年纪比我大，但却比我早学会了电脑。还把他初识电脑以后打印得十分漂亮的书信、合同文本及他业余写作的小说，寄给我看。鼓励我也尽快地掌握这一新的表达方式。 
  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出版社发行科应各地新华书店的邀请，安排我去往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与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有十几次。几乎每次都是通过老周和我商量，并作出安排。只要他工作上安排得开，他也总是陪同我前往。事前和书店的同志一起布置店堂，叮嘱他们该注意的事项和安全措施。签书过程中他则不时充当摄影师拍照，接受记者的采访，帮助维持秩序，征求读者对书籍的意见。同时他也做一个有心人，记下很多感人的瞬间。回南京以后，写下一篇又一篇见闻和随想，受到读者的欢迎。 
  对于我来说，1995年春天的北京、徐州、无锡之旅，盛夏时节的大连、沈阳、常州之旅，都是难以忘怀的美好的回忆。 
  一晃，我们之间的交往已有整整十年。1998年早春，他又编出了我的两部书《烦恼婚姻》和《风云际会宋耀如》。不知不觉间，老周成了90年代和我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责任编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周也会像很多老同志一样，离开他热爱的编辑岗位，退休养老。就让我这篇短文，作为对我们之间交往和友谊的一个见证和纪念罢。 
  愿天下的作家们都能像我一样遇到周鸿铸这样的好编辑。 
  （2001年6月）   
  《孽债》的电视剧本改编(1)   
  还是我在贵阳刚提笔写作《孽债》时，云南电视台派了一位叫杨凯的编导专程出差来贵州，找到我，询问我正在写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