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

 
  当年的知青，不论他们现在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无一例外地人到中年，他们上要承担老的，下要抚养小的，而且被时代耽误了整整10年。一句话，他们比别人更艰难！《孽债》匠心独具地让你去咀嚼这份苦与难。 
  《深圳作家报》以“从广阔天地到现代都市”为题，评价道： 
  近来，因为一部电视连续剧，一股后知青文艺热迅即挑起一个遥远的话题。知青，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已经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镌刻了太多的荒谬和悲怆。虽然昔日热血融化着幼稚的知识青年如今已人到中年，但关于他们的话题，以他们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电视剧《孽债》引起的热烈反响，以及以老三届为主题的音乐会、专题片、回忆录等文艺作品的不断涌现，我们发现又一次的“知青热潮”正在悄然涌动。当然，90年代的“知青热潮”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内容和品质。从内容上讲，上一次“知青热潮”是以文学为传播媒体的，《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小说风靡一时，然后才有人琢磨着把它们改编为电视剧。十几年过后，再度的“知青热潮”却要靠电视这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体才能完成轰动效应的制造。还是那个写《蹉跎岁月》的叶辛，写出了《孽债》，小说出版并依此拍成电视剧，引起广泛关注，文学作品也由此变成印数几十万的畅销书。 
  一代知识青年在《孽债》中面对的是新的难题，他们如何处理事业与家庭的矛盾？90年代的受众对这些问题更感兴趣，于是这类文艺作品就蔚为一种文艺热潮。 
  七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学，无论是描述狂热的还是展示伤痕的，都是带着一种“怀旧”或者说是“伤旧”的情结去做过去时的描写。还是那一代知识青年，但他们的背景已经从“广阔天地”变成了现代都市，他们为自己营造“后知青时代”的家庭氛围和社会群体。知青们的人生轨迹在延伸，“后知青文艺”好戏正在后头。 
  而《孽债》在北京，亦成了热门话题： 
  北京电视台播出《孽债》沪语版，中央电视台第三套播出它的普通话版，已在北京城形成了收视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新话题。 
  北京人所以欢迎《孽债》，是喜爱这部片子有“不侃、不长、不假”的艺术特点。这“三不”反映出当今人们收看电视剧的心理状态。“不侃”者，当然不是一概反对“侃大山”，而是在厌倦了“海侃神聊”之后，对平实朴素、贴近生活的艺术风格的呼唤；“不长”是对量体裁衣、篇幅适当的好评，尽管《孽债》中间部分仍有稍嫌拖沓之感；“不假”则是对其生活质感的肯定，也是对生编硬造、刀痕斧迹的作品施以白眼。《孽债》并非完美之作，但它基本上符合于这“三不”，而能进入北方，走向全国，其中经验，颇堪品味。   
  《孽债》播出前后(2)   
  天津的《今晚报》则以“浑厚、悲壮，知青题材的魅力”为题说道： 
  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流着泪／舍不得……李春波一曲撼人心魄的片头曲与被遗弃的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带进了《孽债》的氛围中。 
  知青题材电视剧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强烈的平民意识，巨大的社会涵盖面受到群众的 
  偏爱，显示了知青题材特有的魅力。 
  知青题材为什么受到观众如此厚爱？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城乡。每个城镇家庭几乎都能摊上一个至几个下乡知青。从那时起，知青的命运就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在了一起。在这一人生逆旅中，产生了亢奋与痛苦、迷惘与彷徨、孤独与欢乐，演绎出无以计数的故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喧嚣归于沉寂，记忆渐渐变得朦胧与淡忘了。然而对那些家庭与那一部分人的那些记忆永远是说不完也写不尽的故事，永远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通的社会热点。前不久首都体育馆以及全国各地的知青聚会告诉人们，他们没有忘掉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是一种怀旧心理，而且随着社会的变革，这种心理会越发变得强烈起来。 
  这就是反映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与小说一问世极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原因。这不由我想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敲》、描写买卖奴隶的黑人迁徙小说《根》，以及《辛德勒的名单》、《南京大屠杀》。尽管时间已过去几十年或一个世纪，人类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警醒，得到理解与接受。历史不会衰老，可怕的是人们自己变得衰老与健忘。 
  在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和《叶辛文集》十卷本的江苏南京，报上几乎天天在刊登和《孽债》有关的文字，其中一篇颇有意思地以“遗弃与重逢”为题谈及： 
  《孽债》不期而至的成功和轰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品本身。遗弃与重逢，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恒久不衰的世界性题材，是藉此展示人性变异的富矿和良港。已经成功地操练出诸如《蹉跎岁月》等知青题材作品的叶辛，既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愿重复别人。他以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从良知，从亲情这么一种细缕而又强烈的感情关系中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通过他们，营造了一种自然熨帖的生态心绪及氛围，折射出当今大上海的世态人心。 
  把感情扭曲了给人看，是叶辛在把握遗弃与重逢这个大命运时最成功的操作，也是《孽债》打动人的主要原因。“孽债”本来只属于沈若尘、梁曼诚、吴观潮他们，而不属于孩子。五个寻亲的外来孩子千里迢迢走进一个个陌生而又有着血缘关系的上海家庭，他们并不是来寻讨或索取，只是为了亲情，为了想念，为了那一丝触摸不着的血脉的相连。这本是纯洁而又真诚的情感，然而，他们却像做错了什么，整日惴惴不安，懂事地注视着“亲人们”的反应和脸色。当情与理、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面不合时宜地展露在他们本应单纯的生活空间时，他们只能抱着爱心而来，受着伤害而去，这怎能不叫人心酸难禁？这样的情感扭曲叫人怎能无动于衷？孩子们代大人们，代他们尚不知晓的那个年代承担“孽债”，这对一切有良知人的心灵世界的撞击无疑是巨大的。 
  以上只是众多报刊评论中的零星几篇文字，说的都是好话。我想，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也应该客观地写一写当时好评如潮中的一些批评意见。想必这也是今天的读者所关心的罢。 
  （2001年8月）   
  对于《孽债》的批评(1)   
  在一片叫好声中，随着《孽债》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也出现了一些感觉不足的议论和批评。 
  最先提出不满足的，还是上海的观众。他们认为：编导在这个剧中写了五种类型的家庭，笔墨用得较为平均。有时某一个家庭的戏刚刚看出一点味儿来，又跳到另一个家庭上去了。如果在某几个点上能写得更集中、更深一点，也许会更有看头。 
  还有观众认为，在某些段落和语言节奏的把握上，可以更紧凑一些。 
  读到这样的批评意见，我本人觉得是很善意，很到位的。 
  有北京的观众则比较直率地指出：我看《孽债》，透着假的模式。那拨找爹娘的孩子，也忒小了点吧。那时的孩子怎么说也该十八九岁了吧。还有，一边看演员表演，一边还要死盯着字幕，两集看下来真让人累得慌。我不喜欢他们说上海话。 
  不喜欢在荧屏上听上海话，是来自外地观众很集中的一条意见，而且相当的普遍。我想在“《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这篇文章中，再来细说。 
  专业人士也在《孽债》热潮中发表了观感。一位导演说：这部戏开头几集抓人，叙事节奏和情绪节奏恰到好处。但是戏到中期有些拖沓，尤其是片头太长，让人有些坐不住。 
  在大连，两个台争相播出《孽债》，在众多赞扬声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一位女士很不理解地说：看完《孽债》之后，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我本人就曾是黑龙江兵团的下乡知青，我们老三届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人朴实、正直、正统，有事业心、责任感。下乡时正值16到22岁，别说弃子，就是处对象也不多见，哪有这么多弃子铺天盖地而来。如果说在什么地方确有其事，也绝属偶然。这些人不计苦累，不计个人得失，看在他们几经波折、坎坷的伤痕上，请不要再抹盐了吧。 
  这条意见在《大连晚报》上引发出同感，有人说：这种事存在，是真实的，但不典型。反映知青题材中的这个侧面，消极多了点。更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孽债》不能代表知青生活。我们也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老三届知青中没有不负责任的人。即使有，也不典型，不是知青生活的全部。把这种事集中在知青身上，根本没有代表性。如果有这种事儿，不是知青也可能有。为什么要集中在知青身上呢？这不公平！如果为了猎取观众的好奇心而创意的，这不能不说创作者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看这种电视剧有一种压抑感，一种沉重感。那个年代已经把人们折腾得可以了。这部电视剧名叫《孽债》，难道是知青当年作的孽而留下的债？这种表达是同情知青命运还是谴责知青行为？我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