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

据顺治年间官方统计，绿旗兵已达60余万，如加上八旗兵，当不少于百万。圣祖动员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兵力倾注于云南一隅之地，其意必欲踏平世璠固守下的昆明！在这40余万的清军中，当然还应包括为战争服务的军役人员，如转运粮饷及其他辅助性的非战斗人员。不管怎么说，圣祖动用如此之多的兵力，实为可观。在此之前，各个战场上的清军总数远不止40万。因为在部署进攻云贵时，圣祖已裁撤了部分满洲兵，把大部分蒙古兵、乌拉(吉林)、宁古塔兵都撤回去了。康熙十八年六月；一次就决定驻防常德的蒙古兵400余人、在澧州的2 300余人、松滋、宜都两处共500人、荆州的2 000余人，驻岳州的600人一并撤还。再有，驻全州、永州的蒙古兵1 700余人亦撤还。在新宁等处还有乌拉、宁古塔兵1 200余人，待破除新宁叛军后即行撤还。《平定三逆方略》，卷45，13~14页。生活在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蒙古兵、乌拉与宁古塔兵不耐南方湿热的气候，把他们长久地留在南方，是不适宜的，而且云贵山多峻岭，沟谷纵横，专事骑射的蒙古和宁古塔兵无法发挥其长技。所以，在对云贵的战斗中，他们的作用就显得不足了。这次进征云贵，圣祖主要征调了很有战斗力的绿旗兵即汉人的部队，其次是汉军旗的汉兵也较之满洲八旗兵能战斗。这一点，已在同三桂、王辅臣及耿精忠等叛军的一系列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圣祖考虑到云贵山地多的地理特点，特指示行军作战皆由“绿营步兵居前，满骑继后”。他启用汉官蔡毓荣征云贵，由他“节制汉兵先进”。《圣武记》，卷2，70页。这就是圣祖说的，汉人的叛乱，由汉人平息。
  吴世璠在云贵的兵力，史书没有记载，从各种情况分析，估计地的总兵力约十万人左右。云南是吴氏政权的根本。其兵力要多于贵州。由于历年征战，加之最后的大溃败，逃走、伤亡的，还有被招抚招降的，为数不少，使他的兵员损失相当严重。从湖南撤回去的兵员寥寥，而一直驻守云南的军队，不断被增调到前线，不足之数，由当地壮丁补充。还在康熙十四年时，留守云南的郭壮图以兵员紧张，不得不“括庄民为兵”《庭闻录》，卷5，7页。。到全线溃退时，守云南的兵力进一步减少。圣祖以四十余万之众对吴世璠之寡兵，真是以石 击卵，岂能不破世璠的最后顽抗！
  经过充分准备，并制定了取云贵的基本战略后，康熙十九年九月二日，圣祖下达指令，“各路大军，如期进剿”。湖南一路的统帅大将军章泰提出报告，他所属部队已完成在沅州的集结，决定由蔡毓荣等统帅绿旗兵，分兵三路，将于九月十二日从沅州发兵；他本人将率满汉兵于十八日随后启行，共取贵州。《平定三逆方略》，卷52，1页。圣祖批准了他的进兵计划，同时通知广西、四川各将军、总督等出征将官，“俱令如期速行剿贼”。
  
                  十九、吴氏灭族(2)
  正当清军“士奋马腾”，即将出师时，突然，从四川又传来发生叛乱的消息。原来，郭壮图等得知清军即将进剿云贵，便挟世璠进屯贵州，以拒清朝大军，并选派胡国柱、马宝、王会、高启隆、夏国相等为将，突袭四川，目的是牵制清军，分散其兵力，使之不得进云贵。四川清军不及备，连失泸州、叙州、永宁、建昌、仁怀等地。已降清的叛将谭洪、彭时亨等乘机再次叛变，夔州府百姓也随之而叛，谭洪一时得逞，率众至巫山，据守万县。
  四川形势出现反复，使朝廷感到吃惊。它最担心的是，四川的叛军如跟贵阳的吴军“合势”，一旦“猖獗”难制，势必延缓清军向云贵的总进攻。圣祖对此不敢忽视，除了敕令四川官兵进征，还忙从进攻云贵的大军中调出部分满汉军扑灭叛乱。他派徐治都等将官会同将军噶尔汉等部“速赴夔州”，执行“剿贼”任务，《平定三逆方略》，卷54，4~5页。另遣将军王进宝等往镇“要地”保宁地区，兼守汉中诸处。《平定三逆方略》，卷54，8页。圣祖初以为谭洪等“小丑”成不了什么气候，“不日歼灭”，《平定三逆方略》，卷54，5页。但实际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谭洪、彭时亨在攻占永宁诸处之后，又陷涪州，两军合而为一，已进至保宁附近地区，切断四川饷道。圣祖忙遣派陕西总督哈占速赴保宁。哈占以兵不足，再请援兵。圣祖迅即指令护军统领佟佳等“速往应援”，甘肃巡抚、提督各臣分兵固守略阳(陕西略阳)、阳平各处。四川叛乱如此“猖獗”，圣祖痛斥守川诸将“畏怯瞻顾，不竭力剿御所致”《平定三逆方略》，卷55，7页。。
  四川再度叛乱，打乱了从四川进军云贵的战略部署，原定赵良栋统师出征云贵，也“不能如期进定云南”，专力于平息谭洪等人的叛乱，《平定三逆方略》，卷54，17页。但这一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两路军出师，圣祖仍督令章泰、蔡毓荣、赖塔等仍按原定日期出师。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十二日，蔡毓荣部自沅州率先出师。沅州正靠近贵州东部的湖南境内，有一河，名沅水(贵州境内段称沅河)，可从沅州直通贵州镇远。清军借助水陆之便，迅速进入贵州境内。在同后继部队大将军章泰部会合后，向镇远进发。守城的吴军将领张足法、杨应选等，未作任何抵抗，已于清军到达的前一天夜里悄悄逃走了。清军没费一箭一矢，于十月十二日接收了镇远府城，派出轻骑兵西追，收复偏桥(镇远西)等地。
  圣祖自京中发出指令，以七百里加急，昼夜飞驰到镇远。他写道：“镇远至贵阳，道平坦，料贼不守贵阳，必据鸡公背、铁索桥诸处。”他要求各将帅、大臣等“务同心协力，以济大事，速取贵阳，即分兵取遵义”。他特别提醒诸将：遵义乃是叛军的后路，突入四川的吴军“势必退归”。因此，在川的各将领要“乘势长驱，荡平疆圉”。在这道指令中，圣祖还要求赖塔等部统领广西满汉大军“速进云南”《平定三逆方略》，卷54，I6~17页。。
  章泰与蔡毓荣、董卫国、林兴珠等各将官按圣祖指授的进兵方略，督率满汉大军直取贵阳。他们从镇远出发，先后夺取清平等城镇，于十月十七日大破吴将韩天福部，夺取了平越州，同时还收复平越西的新添、龙里(今仍名)两镇。贵阳遥遥在望。章泰、蔡毓荣不给吴军以喘息时间，挥军速进，于二十一日直抵贵阳城下。
  在清军刚出兵贵阳时，吴世璠急召夏国相、高启隆、王会等速从四川还军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继续在四川作战。援兵未到，清兵已进至贵阳郊区。世璠惊慌失措，与其将领刘国炳、叔父吴应期等率众乘夜逃回昆明去了。于是，贵州省城贵阳及轻易地为清军所得。世璠的侍郎郭昌同文武官员202人投降清军。经章泰招降，原任清提督李本琛率大小文武官员上缴伪印札归诚。
  章泰挥军奋进，于十一月初，先后夺取了安顺、石阡、都匀、思南等城，平远(织金)知府郑开枢等献平远城投降。十日，清军进至永宁州，击败吴军，夺取了永宁，突至鸡公背。一万三千余吴军见守不住，焚烧盘江铁索桥，慌忙逃走。《平定三逆方略》，卷55，12页。盘江铁索桥是云贵间的咽喉，清军夺据，可以长驱无阻，直抵昆明城下。普安土司龙天佑、永宁土司沙起龙、礼廷试等迎清军投降，表示愿架设浮桥，帮助清军顺利地渡过盘江。
  贵州省基本平定。章泰、蔡毓荣等在贵阳“秣马已经月余”，正在等候圣旨进兵命令，忽闻平远府被吴军攻下。原来吴世璠以高启隆为大将军，会同夏国相、王会、王永清、张足法等，共两万人马，一举攻陷了平远府。清大将穆占统兵反攻，于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将吴军击败，高启隆败逃，王会等率领部下投降。平远府再次被收复。圣祖下了一道严令，即速取云南。于是，大军浩浩荡荡直奔昆明。《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50页。参见《平定三逆方略》，卷56，1页；《八旗通志·章泰传》，卷138，3655页。
  世璠逃回云南后，吴氏集团已处于崩溃之中。他的叔父吴应期是吴氏集团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他从湖南逃到贵州，曾去朝见世璠，因为是自家人，留在内庭款待。在酒宴席上，应期想到这一连串的失败，眼看连自家性命也难保，便把一切责任推到方光琛身上，大骂方光深是“首祸”，追悔莫及。国相等内外亲属都在场，被他这一骂，皆痛哭失声。他们已感到末日来临，后悔当初起兵，才落得今日之下场！但为时已晚，事到如今，也只有挣扎下去了。应期此次随从世璠从贵阳逃回云南，一路上招集散逃兵士，又得一两千人，至交水(今曲靖附近交河)驻扎，没有去昆明。他的打算是，重新集结逃散的吴军，企图回昆明搞宫廷政变，废弃世璠，取而代之。此时掌实权的是世璠的岳父郭壮图，他已掌握应期的动向，不待他有所行动，便跟大将线密谋此事。策划后，线便打着受壮图派遣的旗号，率部援贵州，至交水，骗应期慰劳军队，乘其无备，将其逮捕，当场用绳索勒死。壮图得到已处死应期的密报，也立即在昆明下手，把应期的两个儿子世琚和世珵一并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