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淮河-污染的真实原委

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小城镇的手工业被廉价的大工业产品荡涤殆尽。城镇建设过高的平均成本，使中国的小城镇只是实质上的“村镇”而非现代意义的“城镇”。进镇的农民只是在自建或自购的住房中生活，而享受不到城镇所应带来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享受不到城市文明与文化。各级政府领导与专家们都已看到这一点，近两年对小城镇都保持低调。  
  我们采访途中拍摄的河南省固始县某乡镇。萧条与污染共存费老就苏南之言，余音未了，投资、扶持发展小城镇已显露出根本性失误：形不成配套，上不了档次，大大增加了各项成本，等等。  
  我因报道２００１年世界女篮锦标赛，在明星小城镇集中的张家港市住了很长时间。加上一位过去的老同事代表中国科学院挂职该市副市长，对该市的小城镇做了一些了解，看到其发展，也发现其弊端。张家港电信局局长就说：全市有七八个大镇，企业、人口都有分量，但信息化操作难度远大于城市本身。要顾及小城镇，光纤、交换设备都得到位，就如同把张家港市城乡都建设成大市一样。成本之高，企业化的电信部门根本无法承受；文化部门表示，小城镇文化建设与管理效益低，投资大，目前根本没条件去做这项工作；教育、社会治安等公众事业投资成本，都要远远大于城市。  
  小城镇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研究。在此，我只是探讨一下小城镇的环境问题。  
  落后的淮河流域小城镇，环境之凄惨让人不入其境，很难想象。我没有做定量调查，只是以采访中见闻的一两例加以说明：１９９４年仲夏，我随一位老同事去阜阳出差。当时沿淮淮北在我印象中除蚌埠外，无“城”可言，仅有“集”。去时是晚上，地区党、政领导请喝酒、请吃饭，糊里糊涂。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宣传部副部长王学敏，也是新华社的老朋友，要给我们送行。我们住宿的行署招待所没有早餐，就到王部长认为不错的一家摊点先吃点。  
  这个早餐点在一工棚式的临街平房内，我们进去时店老板夫妇俩正在生炉子，临时床铺的竹席上躺着一个光着身子的七八岁小男孩，还在呼呼大睡。来客人后，老板连忙搬出尺把高的小桌子、小凳子，让我们坐在外面。然后他从睡着的小男孩的床下拖出一个面盆，上面栖息着一层绿头苍蝇，老板连拍带赶，才让苍蝇飞起。抄起一团发酵过的面，开始做早点。我注意到，小男孩身子下面的竹席湿了一大片，可能是半夜遗尿。如果判断属实，一层稀薄的竹席下面就是盛面盆。我还沉浸在想象中，几碗名叫“撤汤”的早餐加上几块摊饼端了过来。  
  我实在无法下咽，推说不饿。王部长一再劝说，老板娘见状还强调说：“里面还加了鸡汤，尝尝味好着哩！”大热天，要有隔夜鸡汤，也是馊的。出于礼貌，我嘬了一小口，直想吐。王部长也不说什么了，自己吃了一大碗“撤汤”和几块饼，高高兴兴和我们道别。  
  这是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平原地区卫生状况和卫生习惯的真实写照。这次我在周口市繁华地段一个装修档次不低的面馆里，还重温了这一幕：菜盘子里留下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的油腻和菜渣子，服务员黑指甲直接伸入碗中的食品里。工作人员穿着鞋，一双脚像是从煤坑里出来的。这还是地级市周口，如果到了这种人群聚集下的小城镇，环境卫生可想而知。  
  利辛县还有个远近闻名的小城镇，名叫阚疃镇。距县城约１０多公里。约有上万人口，好几条长街。在淮河流域，这样的“小城镇”算比较大的。我上世纪９０年代经常路过这里。镇上有不少小作坊式企业，在当地比较红火。有一家食品加工作坊，做一种叫“口孜鸡”的肉制品。整鸡烹制，口味较好，一些市、县干部经常吃饭前去镇上购买。我到镇上一些人家去过，临街人家的后面还有人家，有些地方三进、四进住房。食品加工的污水、生活的污染物，都在离自己住房不远的公共地带上，有时就扔在大街上。夏天，臭气四起。偶有人家，    
  小城镇 大问题(3)    
  将腐肉扔到街中，十天半月，半个镇子人家都要在恶臭中度日。污染较轻的时候，蚊虫苍蝇盖了一层，根本不把行人当回事。污染重时黏稠状物体色彩鲜艳，在阳光下泛着毫光，不见任何生命。这些小镇上的厕所最不能去，屎尿横溢，无法下脚。农民早已不用粪便作肥料了。这里既无化粪池自然沉淀，也没有设施处理。即使让人清理，也是从厕所里掏出，运到镇子边上无人处倒下。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光顾这样的“卫生间”，结果10多年来做的噩梦，相当部分梦境是感觉内急，要去这样的卫生间。这里所产生的固体、液体污染物，搅合在一起，发酵后流到河沟里。远离河沟的村镇，就一层层叠加，一天天忍受。  
  在田营，在丁集，这些曾是全国闻名的“明星镇”，基本也都如此。  
  在本次采访中，我们曾计划将淮河流域小城镇问题作为采访内容之一，后时间紧迫，暂时放弃。但沿途目睹了很多这样的小城镇，有非常深刻的感性认识。这些“小城镇”，甚至增加了我们对淮河流域的绝望情绪。  
  小城镇近乎成为淮河流域的恶性肿瘤，但人口还在继续增加。  
  进入城市除经济能力外，还有人为设置的众多“门槛”，大部分农民无力逾越。于是他们家庭中主要成员可能会到城市里找工作，挣现金，然后把住房、家庭移到居住成本相对小得多的小城镇，既体面，又热闹，相对于农村，购物、医疗、子女上中小学，还是方便得多。  
  如有一技之长，也可以在城里做点小生意，多少有些收入。  
  小城镇要达到城市的设施标准，其人均投入可能要高出很多倍。  
  虽然没有请专家做精细测算，但常理可知，失去规模效应，成本成倍增加。  
  淮河水资源局执法监督处一位处长算过：１－２万人口的小城镇，如果要建设污染处理设施，加上配套管网等，除土地价格可能低一点外，总共大概需要５０００万元，即人均５０００元。而１００－２００万人口城市，生活污染处理设施及配套，２０亿可以做得比较好，不到小城镇的平均成本一半。  
  在中国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当时，台湾一位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后唱出反调：中国应发展３００万人口左右的大中型城市，抑制农村小城镇发展。这位学者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与教训、中国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等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章看起来比费孝通影响全国的大作更像是研究“论文”。但在习惯于“统一思想”的行政体制下，这位学者的声音仅在一些杂志上出现几回，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现在看来，“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就像马寅初上世纪５０年代提出“人口论”一样，尽管事后证明马氏理论正确，但３０年、５０年后被人们所认识，挽回其结果的成本，是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承受的。  
  也许不要２０年，小城镇这个淮河流域发展的痼疾就会恶性暴发。    
  污染根本：人口之灾(1)    
  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结果，实际上是环境与人口的冲突。污染根本，是人口之灾！  
  淮河流域一般说法是“沿淮四省”，实际流域涵盖５省４０个地级市，１６３个县市和７５个地级市所属的县级区。这里的“第５省”是湖北省，涉及随州、孝感、黄冈3个地级市、4个县。  
  根据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到２０００年，全流域人口统计是１.６５亿。全国５６个民族，这里有５４个。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６１５人，是全国平均数的４.６倍。我们此行，采访了环保、行政和研究人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淮河流域现在实际人口数应在１.７亿左右历史上，淮河流域是多灾多难的地区。旱灾、火灾、蝗灾，动辄使数十万人失去生命。黄河夺淮，７００年游弋不定，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社会延续、人口发展必受大的影响。建国后中国最大的减少人口灾害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政府公布的死亡人口数字，一般认为中国减少人口３０００万，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江苏和沿淮地区，其中安徽、河南更甚。  
  为什么在如此“打压”之下，人口还如此密集？我没有研究淮河流域人口发展历史，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可以推测出，这是群体性的多生多育倾向与历史积累的双重作用的结果。  
  我在阜阳任新华社记者站负责人多年，对淮河流域人群“多子多福”意识之浓厚，有深切感受。计划生育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生育无所不用其极。用一位当基层干部的朋友的话说：“‘扌’旁的字除‘打’字不能用外，其余全都可以用”。对干部来说，管理尤其严格。一有违犯，职位、饭碗尽皆失去。但做市、县领导的朋友，很多人都有二三个小孩。乡镇干部，多的有６个小孩。分社一位同事就曾报道过临泉县一位村支书，生了６胎，仍不愿“罢手”。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阜阳市一位副秘书长，我们交往不错。某日，这位秘书长喜得贵子吃满月酒，邀几位亲朋好友。我一人在阜阳，他就把我也叫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