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据当地人说，这年开江要比往年迟些。我们只好匆匆折向南行，以便在更偏下游的地方去看开江。中途我们住在塔河县一个边防团部。第二天清早，我们发现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厚厚的积雪封住了门槛、道路。在有的人，或许觉得这是裹紧被褥睡大觉或围炉饮茶消闲好时刻。然而礼平却兴奋异常，来回走动，瞄着外边的雪景。终于他提议我们一起步行到雪地里去，到森林里拍照、玩耍！这主意没有异议地通过。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出发了。虽说雪深及膝，举步维艰，当我们深入茫茫林海、雪国，一个平生从未见过，最壮观美丽而寂寥，似脱尽人间烟火气的童话世界展现于我们眼前。礼平、晓桦忙着拍照不停。放下相机，我们又在雪原上奔腾、跳跃。这雪给人的感觉是如此清爽、洁净、温柔，甚至有几分暖意。据说，这正是下的一场开江大雪，在暖暖雪被的捂盖、温润下，温度会迅速升高，黑龙江也就开江有望了。最激情难平的是礼平，伸展双臂，仰天呼啸，犹不足以表达他对北国雪原的深情，我看见他在雪地上翻滚！这种热情如潮，与壮美江山融成一片的深度体验，后来我也同他分享了。 
  1997年2月10日   
  诗人周涛的感叹   
  1987年秋天，我同军队里一批诗人朋友结伴同游九寨沟，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来自新疆的豪放诗人周涛。这汉子具备十足的魅力，尤其他的谈吐，很快使自己成为大伙儿注目的中心。我们正在一间屋子里，等待军区来车送我们出发。周涛在讲他的一次历险。那是“文化大革命”掀起武斗高潮之时，他搭乘一辆载了好些人的卡车往镇上去，迎面忽来一车，朦胧中看不清楚，司机以为是自家人正欲喊话，对方却看清了这是对立面的车，一梭子子弹射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机灵的司机连忙调头奔逃。“我正在卡车前头，第一批子弹没有击中我，这时我已匍匐在车板上，车上的人也全都趴下了。只听子弹如急风骤雨般一阵阵打在车厢上……亏得司机开得快，我这才捡回一条命。”听者也跟着他松了口气。周涛又略带忧郁地继续说：“这回乘长途车去九寨沟，我预感会遭遇危险，说不定会翻车，就看谁的命大。谁能死里逃生了。”周涛说的翻车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就在几天前，某报一位摄影记者乘车去九寨沟，因路面不好，结果翻车身亡。周涛故意说些不吉祥的话，虽是开玩笑，我们这些即将登程的人，心里也会涌起一阵紧张呢。不料周涛话锋一转，将他的玩笑话直冲着诗人李晓桦（我知道他同李晓桦是极好的朋友，两人曾结伴同行，翻越喀喇昆仑山冰大坂，自新疆去西藏的阿里）。周涛说：“我看这回李晓桦最危险，说不定难以闯过这一关。除非车上坐着个命大的人保护你，否则……”李晓桦挺不在意地说：“周涛，我倒要看看你的预言灵不灵。说不定死里逃生的是我不是你。”李晓桦的夫人沉默不语，两只大眼睛愣愣地看着周涛。 
  我们此行很愉快。小面包车向北疾驰，穿过李白的故乡江油，进入大熊猫的生长地平武山区，再由平武趋南坪，抵九寨沟。返回时又去黄龙风景点，经过松潘、包座、班佑等地，大体是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南下。在藏区草地，周涛显示他是个驭马、骑马能手，那几个军旅诗人谁也比不过他。草地、雪山，艰险的路都被我们闯过了，平安无事。最后一站宿于理县（又名杂谷脑）。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正在沉睡的我们，忽被对门房间里一群尖亮嗓门的四川妇女的说话声、笑闹声吵醒了。有的人只好被迫起床。大约最先起床的是诗人李松涛，他好心地去劝说那伙刚刚住下来的女人安静点，别影响旁人休息。谁知有几个“川辣子”不吃他那一套，七嘴八舌，连骂带笑将他奚落一番。老实的李松涛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房间。妇人们正自得意，笑闹声升高了好几度。这回是好汉周涛不知从什么地方“杀”将出来，站在妇人们房前，威严地一吼：“闹什么，嚷什么？”即刻沉寂有几秒钟，忽地一梳辫子的川妹子不甘服输，疾徐有致地骂了一句：“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操你妈！”这时我们的周涛兄却没有见气，只低声凝重地找补一句：“家去操！”这女子像被火灼般地立刻将房门关上。自此对门房间再没声息了。回到我们中间，众人纷纷祝贺：“周涛兄，你赢了！”周涛却说：“唉！江山多娇，斯人憔悴啊。”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1)   
  诗人杨牧从四川寄给我他洋洋200万字、由重庆出版社出的两卷书。由此我想到和他的缘分，遂随意写下我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书的感受。除“缘分”和“引子”，以下十个小段落均以杨牧《边魂》中的诗句作小标题，故称杨牧十韵。 
  缘 分 
  1987年初秋，我有一次四川之行。北京的部队青年诗人李晓桦邀我到成都参加由成都部队做东出车，全国各部队几位青年诗人同行的九寨沟之游。我由此结识了新疆风趣的军旅诗人周涛。有天，周涛交给我一份手稿，是他的朋友新疆边塞诗人杨牧一册散文体新作。他讲，你在北京出版界工作，还编《传记文学》杂志。你看看这稿子可不可以发表或出版。我同杨牧素不相识，那些年也很少机会看诗人们的诗，包括杨牧的诗。但我接受了稿件。心想是否发表或出版，只有读完稿件方能作出判断。旅途我读毕杨牧这卷18余万字的手稿，我甚欣赏。作为刚赴任不久的《传记文学》杂志拍板人，我决定在刊物上全文发表杨牧这份《西域盲流记》手稿，因为它是一部纪实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因为它可读、好读，见出作者的思辨和文学才华，同时它具备客观的，不会泯灭的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在当年传记类文学来稿中，我认为杨牧这篇独立不羁、出言直率，有文有情之作属上乘。这自然是诗人杨牧一份真实的自叙传，能写出来，是难得的。我读他这份自叙手稿也就了解认识了杨牧这个人和他笔下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环境。当我决定《传记文学》全文刊登他这篇佳作后，遂写信告诉了周涛兄要他转告我不相识的杨牧。杨牧于1987年12月寄赠我当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的他的诗集《边魂》。我曾是个很爱读诗的人，读杨牧《边魂》，似有深入骨髓的感觉，远胜过去某些诗人写边疆的新诗。其后1989年6月30日在北京，杨牧与我有次短暂会面，由此我们成了相知的朋友。继1988年《传记文学》全文连载他的手稿，1990年3月又为他出书，书名《西域流浪记》，是我主编、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的《国土与人》丛书之一。 
  引 子 
  杨牧出生于四川渠县一个中等富裕家庭（土改中划为地主）。祖籍则是川西平原的新都县，其先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号升庵，正德六年进士第一，年仅24岁。嘉靖初年因直谏，被贬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在云南终老。他记诵之博，著述之丰，居明代文士之首。所作诗词散曲等极丰富，有《升庵集》行世。关于杨慎的这些话，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老作家艾芜带我去游玩他的故乡新都桂湖和宝光寺，一路闲谈，他告诉我的。看来他对这个同乡前辈先贤颇感兴趣。而艾芜自己也是年轻时流浪云南，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话题扯远了一点，还是回到杨牧的家世。谱牒有时无稽，然而杨牧这一支出自杨慎，则是有他家乡一块墓石的碑文作证。杨牧1944年3月出生，5岁半时曾接受一位家庭教师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但不久即中止。两年后父亲去世，家庭破败。尽管如此，他的姑母仍资助他进村小初小念书。9岁，祖母辞世，生母改嫁县第二中学一位英语教师。10岁他考入乡小。这次进高小，得到他的班主任资助。12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县第二中学（原为私立三善中学，后为三汇中学），这回他的资助人是他的后父。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这个学习成绩仍然优等的14岁少年，只因对校方奉命删去语文课本中“右派”诗人艾青的作品提出疑问，在关于“又红又专”的讨论中发表了他自己不同于别人的意见，而被判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不及格，被勒令退学。1960年，他去公社小学任代课教师。可是隔了两年，只因和几个同龄朋友合编一份油印诗集，又被指为“非组织行为”。一年后再次被“下放”回家务农。一个有天分的少年，爱好诗歌，学诗读诗，进而编印自己的油印小诗；此外还学着独立思考、判断，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这在一个正常社会算得了什么呢？就是不愿鼓励，也犯不着加之以罪呀，何况还是未成年人。毛泽东处在上世纪他少年时代的旧社会，不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吗？也未见那时反动当局治这些个少年人的罪呢！对出身不好、有才学的小孩，采取打压排斥的方针，是十足的蒙昧、愚蠢。可见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左”的指导思想，已经无孔不入，深入到农村学校教育工作中去了。 
  幸好有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重视孩子受教育的他的乡亲们支持，方能使小杨牧在家庭逆境中尚能读几天书。也有幸小杨牧自己，接受了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包括幼时耳闻的他先祖做人、做事的风范，方使小小的他在逆境中，不光是为了吃饭（基督教《圣经》上讲的是“人活着不单是为了面包”），还存有继续学习、上进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