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就说1958年吧，这个14岁少年已被勒令退学，却在无意间发现县报登了他一首仿民歌的诗。自此，他益发努力自学，并练习写作。此后数年，他先后在当地及全国性的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发表文艺演唱、诗歌、小说等类习作多篇。可是在1963年他再次因写作而受惩“下放”。家乡天地虽大，却似乎再也容不下这喜爱舞文弄墨的小杨模（他的原名，四川音模同牧，当时他发表诗作曾用杨牧笔名，后来就改为正式名字）。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2)   
  “我的灵魂再难安静” 
  杨牧1964年4月登上西去列车的旅途，他的灵魂就不安了。这些西出阳关的人，各种各样的。坐在他旁边的中年妇女，老想跟他说话，他觉得她有点套近乎。从她的谈话中了解，她是去南疆再嫁人。对面的是个挂着校徽、沉静的女大学生，她居然开口向他借帆布袋露出一角的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随后就埋头读起来，再也不说话。女大学生对他是个谜……到了乌鲁木齐，几个刚认识的人该分手了。出乎意料，女大学生突然提出要借走他的书，将他地址写给她。还问“相信吗？”他想信任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我怎能不相信呢。遂将书借她，临时地址写给了她。而那位中年妇女呢？留下了她的地址，让他有危急向她呼救，送他一双竹筷，还往他口袋里塞钱，说她的地方快到了，钱已没多大用处。“你信得过我，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姐姐吧。”（读到这里，我的灵魂也有点不安了，差点掉下眼泪）……这两个人两件事，虽说都是小事，但也牵动了杨牧的灵魂。借给女大学生书，杨牧明确认同人际关系中信任、诚信是美德并付诸实行。杨牧在作品开篇细写了那位同座的姓何的中年妇女，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觉，杨牧开初对她的判断，下车时他已有所修正。实际上后来证明，两个女子都是讲交情，守信用的。女大学生给他寄还借的书。中年妇女曾一再来信，问他有没有困难，她可以帮助小老弟。 
  杨牧初涉新疆之途，他为了找个栖身之地而走的北疆那条路，乌鲁木齐———石河子———安集海———乌苏———精河———赛里木湖这一线，恰巧是我1979年走过的。杨牧所写他为了找车在临近赛里木湖的三台子，那一夜所遇见的人和事，他灵魂的不安，给我印象尤深。 
  天黑下来，他独自一人走到一座无人的空屋前，情况一点不熟悉，寒冷侵袭他，还可能有野兽，真是危机四伏，这一夜将如何过？正在忐忑不宁时，还真有个人走过来。他叫了声同志，对方有了回应，原来他是在这一带挖草药的一个汉族人，自然也是流浪汉。这人会点哈萨克语，将他带至一家哈族人的毡房前。一个年轻女人带他们进毡房。女主人用馕，奶酪，奶茶热情礼貌地招待她的客人。这时他发现旁边毡毯上，还睡着个婴儿。而带他来的那个人像个久经世故的江湖客，不断与那女子攀扯，讲哈族话还不时夹些生硬汉语，有的话他能听出来在吹牛皮。更让杨牧难受的是，他在说“北京！北京！”冒讲他们来自北京。杨牧写道：“我像被什么螫了一样，浑身发麻。他赶紧碰碰我胳膊。‘吃，吃，哈萨克是最好客的，你不吃，她还不高兴呢’他显得十二万分的豪爽，俨然他自己就是主人。而那一副饕餮之状，又像只拣了浮尸的饿狼。”饼足茶饱，女主人安排他们住下。他们睡在毡毯一侧，她和孩子睡在不远的另一侧。灯灭了，他和那个人共一条被子。他不安，觉得这么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相隔只有两三尺），太不像话！而那位却不以为然：他说“这算什么！……”杨说，“那你怎么说我们是北京的？”他嗤地一笑：“她懂个屁，新疆以外的都叫北京！”他翻个身，声音反倒大起来，仗着那女人听不懂：“丧门星！今晚都是碰上你啦，要不她肯定要跟我睡觉！他们最喜欢汉族人，”接着讲出一番下流话。作者写道：“我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这家伙真他妈的混蛋！好心好意让你吃，让你住，你还把人家当成什么！怎么能这样呢？倒是那个女人的形象，她跪着待客，总是在我眼前晃。我突然觉得她可怜了，不，是我们可恨，我，还有我！我在与人同流合污，欺侮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羞愧了……啊，一个正哺育乳婴的女人。哈萨克，哈萨克，如果我能够，我一定要像恩人那样报答你！一辈子不轻侮你！”作者的灵魂又一次难以平静，并受着自己拷问。有了这番际遇，次晨他下决心跟这个随时可能“咬人”的游民流浪汉分道扬镳。而拷问的结果，是在任何情况下要守住自己的灵魂，那就是他在“难以平静”中显现出来的一颗善良、诚实、正直的心。正像他自己剖析的，“我不是鸡营狗苟之辈”，不能做“那种飘蓬无根”的人。翻开杨牧流浪生活头几页，他是这样起步的。 
  “他们都早我而来，我是第一千一百零一个” 
  杨牧在北疆那条公路上虽几次碰壁，但是帮助他的人却甚多。他（她）们都是在老家待不下去，才背井离乡流亡到新疆的，虽是些普通的农场工人，汽车司机，保管员，架子工、泥瓦匠，马车夫等等，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善良、有爱心，把这个初次相遇的小“表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他的难处，当作他（她）们自己的，给以物资支援和安慰；虽没有权势，却有集体意志形成的力量。在石河子农八师第二农场修配厂，他（她）们终于有办法让组织科接受了这个小“表弟”成为最后一个名额“劳动管饭”的人。“我家的表哥数不清”那一章写得格外动人。杨牧深有体会地发现“共同的遭际常常酿就超过骨肉的一种至情。”他既然融入了，此后十多年，他就一直与他们共命运。 
  20年后，他写诗赞美他们： 
  …… 
  他们围着这坩埚歌唱 
  我也当赞美这神圣的爝火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3)   
  蓬头垢发，脚指甲被沙砾烫熟，缫而为丝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潜入生命顺手第一页，再潜下去”这是些什么人、什么生活呢？这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或许可以叫做边缘人，是一种边缘生存。他们干的话———开荒种地，造房子造林，还要制造一些需要的劳动工具，大多是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而报酬是从“劳动管饭”到不多的赖以糊口的工资。但也还有生产建设不可缺少的知识精英。这些人至少是双重负担，工作负担、体力负担之外还有精神负担。在五六十年代，他们找见了新疆这个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宽松的环境。但仍是边缘人，背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包袱，比之劳改犯略强，算个自由人。也只能是这样的边缘生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年月，有些人连个边缘人也做不成了，成为扫灭对象，有的包括肉体消灭，剥夺生存权。 
  的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运动，制造了数不清的“边缘人”，他们本可以活得舒舒坦坦的，但在当地再也没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条件了，只好离家到新疆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谋生。杨牧书中写了好些本也是工农兵劳动者的人，例如，他在修配厂寻到的朋友介绍的那个姚文培，是40年代到过印度的“远征军”，汽车修理和驾驶能手，可惜为人过于耿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家乡，不讨某些人喜欢；而“远征军”也可以成个历史问题。再加他又娶地主女儿为妻，情况似乎更不妙。遂决心西出阳关。杨牧在安集海客房遇见的一个愣头大汉，他是贵州苗族，在西藏当了五年兵，复员回到老家，还让他做村武装委员。但是坏就坏在他带了块表回去，一个副乡长要“打来吃起”。他不买他的账，于是日子不好过了，副乡长政治上挑不出他的毛病就给他捏造了个“坏分子”罪名。他就跑出来到天山深处流浪，什么都干过，而今挣了些钱，他还想回家“气气那个狗杂种”。还有他在西行列车上的同路姜大哥，本是川江上的驾船好手、共产党员，不知哪回招风惹蝶“翻了船”，只好来个“脱党逃脱”。还有杨牧在“四清”后被发配至农场良种队浇水班干活的他的师傅吴理云，是一个处于农场最底层的中坚分子，是以自己一身干活的绝技自立于人的人。因家庭出身不好，小有文化，他老早就“盲流”到新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悄没声儿地突然胃出血死去，后来才被人们发现。对他非常了解和尊重又同情的杨牧叹曰：“他自卑自傲，是万事不求人的，即使在要断气的时候。他是属于整体被碰伤的一类。他身上没有具体的刀伤，但有无数的暗创。而他维护人格的办法，是抵触，是漠视，是死到临头也不开口。他用他的年轻生命写了对人世的看法。他是一个血腥季节到来的前奏。”至于知识精英，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是集中了许多的。例如杨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的那个良种队，本是繁育良种的科学研究单位，为兵团经济作物如小麦、棉花、玉米的良种研究、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时知识精英集中的这个单位，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还是先说说杨牧这个来到兵团莫二场（又名148团）“劳动管饭”的小知识分子从1964年下半年发动了新运动———“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遭遇吧。他劳动管饭干过许多工种的活，如打土坯造房子，推车拉砖、拉沙等重活，也在工程队里干过测量、绘图等技术活，“四清”（杨牧说“四清”时发给每个“劳动管饭”的一张表，要他们去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