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这对本应该继续上学并深造的杨牧不能不说是个损失；而当了“盲流”后在农场就业的上十年，又正遇中国发生了“左”的大转弯，发动“文化大革命”，杨牧作为生活在中国最底层人群的一分子，他们既承担繁重的，报酬极少的以体力活为主的营生，又还背负沉重的另类“边缘人”的沉重包袱，自己身经、也目击了这一大群体的苦难，这看起来很倒霉。在生命遭受威胁的严重时刻，他甚至不得不携未婚妻一度逃亡南疆躲避。这种处境还不是坏到极点吗？然而回过头来看，这番长期自己变为农工而又融入农工的经历，却又成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诗人、作家的杨牧，平生最为难得、最值得珍惜的机遇，天大的好事，无尽的精神财富。我想杨牧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非人年月，他作为一个善良、诚实、正直的本色好人，在苦难中，受迫害中却发现了无论是普通农工，还是知识人中却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良心和是非、正义感未泯的好人，愈在底层愈多，他们的心是金子。愈是黑暗的角落，光却在那儿闪耀，它照亮、温暖了受苦人们的心，它是对非人化有效的抗毒剂。杨牧自己经历的，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在任何危难中，有了这些人支撑、保护，杨牧和他的家人就平安，精神得到安慰、物质无虑。他们中许多是平凡的农工，还有些是戴着“帽子”长期被打发到基层的比他年长的人品好又有学识的文化人，他们善待这小老弟如自己手足，是他的良师益友。当然这些底层的人更如杨牧自己所说，是支撑整个大农场生产建设的“底座”，“一座宏伟金字塔的底座”。但杨牧又问：为什么只是底座，被压抑、凌辱、歧视的底座？ 
  这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铸造、凝结了一个新的杨牧，从他们农场诞生出去的诗人、作家杨牧。如果没有农场经历，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杨牧。从“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真正起步，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牧向读者和中国文学奉献了他最好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诗歌如《我是一个青年》、《边魂》三章，散文纪实作品就是1987年我读到的这部《西域流浪记》（前数年杨牧又对该书增补、修订改书名为《天狼星下》出书，亦收入他新出的两卷书中）。杨牧的边塞诗和散文纪实作品，我认为它们的生命将是长久的，它是历史，中国特殊年代“盲流”们的生命史和创业史，人性战胜非人性史；也是一部用众多血肉生命凝成的、关注人类生存命运的，真实、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 
  杨牧写《西域流浪记》的经历，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作家托斯妥也夫斯基。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小贵族，却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民，也关心俄国的改革。他参加贵族革命家的活动，被沙皇判处死刑后又改为去西伯利亚劳动营服苦役，他成为准犯人与那些政治犯、刑事犯为伍，经受苦难。出狱后以他的亲身经历写了一部纪实体小说《死屋手记》，一部以人性的关怀写出各式各样犯人及其处境，揭露沙皇监狱中黑幕和黑暗统治的不朽传世之作，也是独一无二之作。托氏如果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一处境，世界也就不可能出现这一作品。 
  有一天我会溢出来，如一坛烈酒 
  诗的原段七句是这样的：“北斗星已完全横在我的北方。听那些芦管吹奏苍凉。有一个笛眼被我按着不出声；我在这个管道里逡巡。有一天我会溢出来，如一坛烈酒：直烧到没有火烧的时候，直醉到没有醉意的时候。” 
  杨牧讲得很形象，很准确，这就是好的创作出世的情景。它们是溢出来的一坛烈酒，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巴金的传世名作小说《家》是这样写出来的。有人还有另一个比喻，说巴金的作品是水壶倒水涌流而下，不可遏制。也是讲的同样道理。我读杨牧的纪实作品《西域流浪记》感觉它也是溢出来，涌流出来的。没有西域流浪生活这个大水库的储存积蓄，怎么会有笔下涌流、溢出？凡是这样的作品都是行文自然流畅，不着雕饰，水到渠成，尽得风流。当然也经过了作者积淀、沉思、提炼，所写都是沉淀最久，挥之不去，印象最深的东西，但仍保持着生活的原色、原汁、原味。这样的作品不论篇幅大小，都是上品，而读者读了也是过目难忘。 
  愿这虫螅孵出龙种 
  这也是杨牧讲自己的创作。请读他的原诗：“又一次抚摸自己的耳朵，抚摸我身体最远的轮廓。这也是我最偏远的疆域。无须记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边地。它最先受冻也最先发热。如果有人在窃窃私语。桃形的浆果在为它吟唱，为它输注殷酽的汁浆。世界很大，比世界大的当然是天空，有鸟飞过，鸣声也总是被冥蒙收容。守一块云母也就足够。如独足之虫。维吉尔！愿这虫螅孵出龙种。”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6)   
  否极泰来。因“祸”得福。被某些人视为虫螅的杨牧，而今自然是孵出了龙种。 
  基因是地质年代的居民，因为地质年代而永存遗传基因是科学，不是神话或迷信。 
  有成分，但不为成分论也是科学。 
  阶级出身不可以选择，但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也是客观存在的。 
  杨牧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地主。对于出身地主阶级家庭的小孩子歧视，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权，不是科学，更不是马列主义。 
  但杨牧作为一个世代读书人家的子弟，他也有“诗书继世长”人家的遗传基因，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曾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度，孔夫子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要受教育，这样才知书识礼，做个讲文明，有道德的人。所以中国过去盛行读书求学的风气，杨牧身上也沾了一点这样的风气，他曾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虽然时间短暂），并以其先祖杨慎作为自己崇敬的人（他的两代先祖都是正直为官。杨慎遭皇帝放逐），这没有什么坏处，知道要讲良心，要正直、诚实做人嘛。出身不好没有关系，读了书，参加社会实践，有了觉悟，照样可以成为革命家。马列创始人都是出身非无产阶级的有产阶级家庭，当然他们都是读书人，从读书接受人类文化成果，结合社会实践创造了马列主义。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最先觉悟的相当一部分是世家子弟。因为他们读书得风气之先，因为他们爱国而不仅是爱自己的小家，他们接受了儒家“毁家纡难”的思想。牺牲小家，报效国家。 
  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杨牧所在的良种队，是出身不好，却温文尔雅，埋头做事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技术人员好，还是粗暴整人、折磨人，出身成分好，无文化教养，没道德的鲁排长、丁同志之类好？ 
  我奉昆仑为我的故乡，毋须索隐天地玄黄昆仑、天山，都是我们的故乡。汉唐先烈经营早！整个的中国西部是多么可爱啊！没有去过昆仑、天山———新疆的人，读杨牧的两卷书，还有其他作家、诗人写新疆———昆仑、天山的书，一定也会爱上那广袤的疆土，可爱的各族人民。中国抗战时期，罗家伦（时任中央大学校长）作词，李维宁作曲写过一首歌《玉门出塞》，当年在抗日的大后方非常流行。我童年听哥哥、姐姐唱，也就学会了。现将歌词写下，应该说也是一首赞颂新疆的好诗：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 
  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涛涛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通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碧眼儿指外国侵略者）谨将此歌献给杨牧和对祖国西域感兴趣的读者。 
  2004年6月25日写完于湘江之畔（载《传记文学》2004年第10期）   
  梅花香自苦寒来(1)   
  ——记女作家叶文玲 
  我来参加叶文玲洋洋多卷本文集的首发会，感到很高兴。我对她表示祝贺，不仅仅代表我，还代表二十多年前，最初发现叶文玲这个人才，并对她初期在《人民文学》的投稿给以热情支持、帮助的我的老友、老同事———《人民文学》已逝编辑王朝垠，可惜他看不见这一切了。 
  文玲要我在这个会上说几句话。我就来讲讲22年前，即1977年1月尾，我在河南郑州，初见叶文玲的情景吧。那时“四人帮”刚刚垮台，大家欢欣鼓舞。作为《人民文学》编辑，我们期盼着文学创作出现生机、转机。我就是这种情况下去郑州组稿；并带去王朝垠编辑交给的一个任务，去找郑州机械工具厂的年轻业余作者叶文玲，请她修改一篇小说《雪飘除夕》。我住在省委招待所，这里离机械工具厂和文玲的家很近。自从找到她后，差不多天天和她见面。我才知道文玲这个业余作者，处境真艰难。她是这家集体所有制工厂的统计员，旧历年前工厂正在赶工，白天她活儿很忙；可是她还身兼家庭主妇，拉扯着三个不大的正在上学的孩子，洗衣、做饭等家务，主要是她操持。一家五口人挤在两间不大的房子里。有个休息天去她家，正逢她在洗一大盆衣裳。她的夫君是郑州市一所重点中学主持教务的副校长，无暇顾及家务；在这小小空间里，孩子们被安排了做作业的位置。唯独她这个业余作家，恐怕只有在家事之余，坐在小马扎上，找一块小垫板，读书、写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