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料想不到的是，她这样忙，还经常早起到早市去，买一些鲜鱼鲜菜等，亲自烹调，做好了，装一饭盒送给我，说是怕我吃不惯食堂的饭，为我添点营养。当然我发现叶文玲的烹饪技术是上乘的，但我心不安。我很惊奇叶文玲这样“负重行军”，怎么还能不断涌出创作灵感，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又忙里忙外，如此勤快，似有用不完的精力？ 
  与她聊天中，我逐渐了解，文玲迷上文学，爱好写作，至少有20年以上历史，而她走过的生活道路非常坎坷，大大出乎我想像。她出生在浙江海边一个小镇，父亲与人合伙开一小南货店，但因家有几十亩土地出租，被划为地主。不过家乡解放时，文玲才七岁。她性格活泼，好学上进，戴上红领巾，参加各种活动，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她一直是个全面发展的优等生，对未来抱着美好遐想。作文常受老师鼓励，十三四岁时，她便向当地小报《玉环报》投稿，有两篇小小说见报。然而到她升高中时，尽管她考取重点中学，考试成绩居优，像她这样家庭成分，加上哥哥（复旦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文玲文学领路人之一）被错划为右派，她无法进入高中读书。别的中等专科学校，经过“政审”，也将她拒之门外。这是少年文玲在人生道路上遭遇的第一次打击。文玲有过委屈，情绪低落，但她没有消沉下来，而是勇敢面对生活，投入社会。在漫长二十多年，她去农村劳动，做过农业社员，记工员，偏远山乡的民办教师，当过县办展览的义务讲解员，幼儿园教养员，又曾失业在家学缝纫，最后远嫁她哥哥的同窗好友、下放河南山乡教书的一位复旦大学高材生。这后十年她拖儿带女，仍进工厂当了工人，担任过生产组长、质量检验员等。当她爱人被调进郑州时，最初两年她报不上户口，无法就业，家庭经济拮据，她只好在家操持家务，连丈夫和孩子们身上的衣，脚上的鞋，全是她一手缝制，以减轻家庭负担。总之这二十几年，她在社会底层拼打，经受了各种磨炼；熟悉了社会，了解了人民群众，与他们同甘苦、共呼吸，亲身体验了普通人生活的艰辛；困难也锤炼了她的意志，练出了她做事不屈不挠的韧性精神。最难得的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废读书学习；不放弃她痴迷的文学创作。1958年，在繁重农业劳动中，她仍然感受了生活的诗意，在练习本上，写下了她最初一篇正儿八经的小说《我和雪梅》，投寄给浙江《东海》文学杂志。这回她“走运”了，小说不仅被选中刊出，编者和几天后的《浙江日报》上，还有推荐语。那年她16岁。这件事，对她这个山头海角，好胜心强，升学没望的小姑娘，无疑是终生难忘的安慰。1962年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坐月子，整天面对着奶瓶，尿布，但还在构思小说。正巧在月子里，她收到久违的《东海》杂志，发表了一篇她写一个女孩初恋故事的小说《春倩的心事》。听叶文玲讲述，我才晓得，“四人帮”被粉碎后，她不断向《人民文学》投稿，这是20年后，她文学创作第二次起飞的一个开始。这是她在人生阅历和文学功底上有了更充足准备的一次起飞。如果说前20年，主要是生活的历练和练笔，那么再次的起飞和未来20年，以叶文玲丰厚的生活积累以及文学创作上铆足了的劲头，她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就将是不可估量了。 
  果然，她再次起飞，有一股强劲势头。我在郑州短短一周，她修改完《雪飘除夕》这个短篇，又给我一个写就的短篇《丹梅》。我很喜欢这作品精炼、诗意的文学语言，几乎无须改动，这在业余作者是不可多得的；更何况她写的是久违的遭“四人帮”贬抑、抛弃的雷锋精神，这在拨乱反正的1977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于2月初带回编辑部，交给责任编辑王朝垠和编辑部领导阅看，一致通过，先于《雪飘除夕》，发于1977年3月号小说的头条。发表后受到本刊主编、文学评论家张光年称赞。《雪飘除夕》则发于该年第五期，仍是小说头条。11月号又发她的小说《年假》于“短篇小说特辑”，与刘心武的《班主任》同在一辑。10月份《人民文学》出面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文艺界的一次盛会，青年新生力量，张光年提议邀请叶文玲参加会。这对文玲是难得的机遇，她在会上结识了好些文学界前辈，并亲聆他们的教诲。两年后，她被选为郑州市代表，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并成为河南省专业作家。   
  梅花香自苦寒来(2)   
  参加文玲文集首发式，我真是感慨万千。从1977年到现在不过22年，而文玲在创作上持续高产稳产，为人民写作贡献四百多万字作品。其中长篇力作就有《无梦谷》、《鉴湖女侠———秋瑾》。这真是她久蓄的创作能量持续地，一次又一次冲击和爆发。我祝愿她更精彩的传世之作还在后面！ 
  文玲很喜爱雪中绽放的梅花。关于文玲，我最后想讲一句话：“梅花香自苦寒来。”这话对她，是再合适不过了。 
  1998年10月11日草就10月16日改定（载《中国人才》杂志）   
  “花甲”已过的新作家(1)   
  ——写给长篇小说《盛世幽明》的作者孙民孙民兄：你好！读完你的长篇小说手稿《盛世幽明》，我有许多话要说。首先我忆起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在中南文艺学院文学创作专业的同学生活。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我作为一个高中还未读完的中学生在这所革命大学，遇见你们这些阅历比我丰富，自北方南下的同学觉得很兴奋。拿你来说你也高中没毕业，但你是在学校参加进步学运受到反动当局注意而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千辛万苦投奔中原解放区的。我们一同考进文艺学院选择文学创作专业，自然至少说明我们对文学有爱好，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抱定了要从事文学写作，当作家的意愿。何况当年对我们的培训，强调的重点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先做革命人，打掉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方能为工农兵服务。既然是这样，例如我即使有成名成家想当作家的想法也是不敢轻易当众表露的，这至少会遭来挨批评的麻烦。那时的培训者、我们尊敬的老师（他们好些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问题是来不及细心区分正确地对文学抱有理想追求，至少做个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与为追求名利而“成名成家”的界限。未曾想到的是，你因为当时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作品，而自己又在某一场合公开表白了自己对文学写作的抱负，比如你仿佛说过当作家就要当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大作家，而不幸成为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靶子而横遭批判。这一批判的发动是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而攻势也是凌厉的，还要人人表态，与你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彻底决裂”。这样一来，你无法再在这所学校待下去了，只好被迫离开。你心情沉郁地打算回到当年你从事学运的第二故乡兰州，再求一个新的开始。自这以后，再也听不见你这位对文学有抱负的同学的消息。你是“隐姓埋名”了，确切地说，你在兰州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这回你从事的是新闻工作），恢复了孙民这个本名，取消了参加革命后改名的“沙冰”这个带有浪漫气息、文学意味，而我们熟悉的名字，于是你在同学们中间销声匿迹了。４４年后的１９９４年在北京我们才又重会，这时我方知你是事业有成、全国知名的研究中国现代农业尤其西北干旱地区农业如何发展的重要专家之一，西北名记者，省委的幕僚。不久我又收到你寄来甘肃出的你的大著《治贫之道》，拜读了大著中多篇文章如《论平均主义》、《关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设想》、《试论甘肃省农业发展战略的转变》、《停止植被破坏是实现陇中治穷致富的出发点》、《甘肃省农村产业结构及布局调整研究总体报告》、《亿万农民的意愿是农村改革的出发点》，我服膺于你的成就，你是立功又立言者也，这在我们那批同学中实属少见。同时我再次想起我国古人说的“伏久者飞必高”那句老话，你是年轻时遇见意想不到的严重挫折沉埋下去又再次奋起的人，这多么不易啊！无疑你是将挫折变成了催促自己前进的力量。你曾告诉我你在写长篇小说，而在两年后的１９９７年初春，我收到你寄来三册沉甸甸的你已完成的百万言长篇小说手稿。手头事情较多（其实主要是忙自己写作的事。５月份又去南方探亲访友将近一月），你的长篇收到后看了一少部分放下了，直至回来才昼夜兼程集中看了十来天方“大功告成”。 
  我以前在岗时曾收到不止一部朋友们介绍来让我阅读的长篇小说手稿，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大都有丰富生活经验，初涉长篇创作的非专业或专业作者，成功率均很低。其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是生活实录却缺乏艺术构思或艺术思维；有的作者有理论素养，却缺少艺术感受力，写出来的稿件枯燥乏味，通篇不像小说；有的作品勉强可读，但缺少艺术光泽和艺术个性。你的大作在没读之前我曾有模模糊糊的担心，怕你习惯了理论思维，写出来的东西像不像小说呢？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已被你创造的艺术天地艺术形象所征服了，屡屡欲罢不能。这使我重新想起你早年的文学意愿，看来你并没有将它停在口头上，没有被生活的坎坷，工作事务的繁忙所摧损，而早就是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了，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