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我们整理当前创作问题的材料，提供给作家、评论家参考，又邀请他们去公园开“神仙会”，由主编主持，喝茶、神聊，会后就产生了这些短文。当时我还做了个尝试，就是约请关心和爱好文艺的老干部包括将军、省长等写文学评论文章，为此走访了两位儒将张爱萍（时任副总参谋长）和周桓（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结果张将军谈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章由我们整理发表。我数次去山西太原，请作家赵树理的老友、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谈赵树理的小说，历时数目，整理成《谈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一文在《人民文学》发表。该文发出后，因其独到见解，受到文学界重视，全国作协立即发展王中青为会员。 
  1961年初，领导任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兼复审诗稿），直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６０年代开始，时值三年暂时困难期间，中央的总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文艺界再次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广泛团结作家，《人民文学》遂迎来第二个“放”的时期。在这样的气氛下，虽说物质生活比较艰难，作家的心情却转向宽松、舒畅，而这是出好作品的前提条件，短篇小说生机复苏肯定有望。《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陈白尘积极推进双百方针的实现，我们小说组八个人也协同动作，同他配合默契。于是６０年代初期《人民文学》的版面上，一方面是老作家创作的活跃，沙汀、艾芜、魏金枝、舒群、周立波、欧阳山、徐迟、骆宾基、谷斯范等都有新作发表。其中不乏佳作，如艾芜的《野牛寨》，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徐迟的《祁连山下》，周立波的《张满贞》，舒群的《在厂史以外》，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魏金枝的《礼物》，谷斯范的《新战士小蓝》。就连多年不写小说的陈翔鹤、冯至也拿起笔来写出《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和《白发生黑丝》，重开历史短篇的新河。美术家蔡若虹试笔以雷萌笔名发表短篇《路遇》，也获好评。另一方面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也很活跃，一时佳作纷呈，如王汶石的《严重的时刻》，汪曾祺（曾被错划右，此时提起笔）的《羊舍一夕》，陆文夫的《葛师傅》、《二遇周泰》，谢璞的《二月兰》，方之的《岁交春》，林斤澜的《新生》，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张天民的《路考》，肖平的《圣水宫》，宋词的《落霞一青年》等等。１９６２年下半年李季被任命为《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接替请创作假的陈白尘。不久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一精神传达下来，《人民文学》小说组首当其冲。我们曾受命选发女作家李建彤写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新作，选好的一段已经发稿，立即被抽下来。因小说已被定性为“反党小说”。编辑、作家原有的宽松心情再也没有了，而是变得战战兢兢。接着在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和１９６４年上半年毛主席发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文学界发动批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短篇小说创作的路子遂越来越窄了，几乎走向绝路。李季紧跟形势发动“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的征文，小说组为此做了努力，然而除了萧育轩的《迎冰曲》、王家斌的《聚鲸洋》、王以平的《志气》，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但他提出的举办“故事会”、组织反映一个地区剪影的速写，如“延安速写”、“青海速写”、“西昌速写”、“大庆速写”等，尚能对活泼版面起着一定作用。此外，主编张天翼提出的为青年作者举办读书会的办法，也收获了一些作品。 
  １９６６年出了第５期后，《人民文学》被迫自动停刊，直到第十个年头的１９７６年，才复刊。我于１９７６年２月回到《人民文学》任小说散文副组长，我原来的副手任组长，我们两人换了个个儿，但仍相处很好，合作愉快。这时的主编是袁水拍，常务副主编是从上海调来的施燕平。我们为“四人帮”一伙人提出的文艺要写“跟走资派作斗争”忙活了大半年，直到１０月初粉碎“四人帮”，才算松了口气。这时主编倒台，副主编靠边，由张光年暂时代理主编，刘剑青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但不久我的同事、组长被安排临时离开工作岗位。自１９７７年末直至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便由我一人负责。我拼全力地执行邓小平“完整、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文教战线上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分子”等讲话的精神，率先在《人民文学》的版面上组织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的“拨乱反正”的作品。小说如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轰劝一时的《班主任》、《窗口》、《神圣的使命》等佳作，报告文学如《地质之光》（写科学家李四光的）、《哥德巴赫猜想》（写中年科学家陈景润的）；散文，则是大量的回忆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人的作品。这个时候，文联、作协的组织尚未恢复，编辑部的领导也不能说是很完善。编刊物很大程度是靠了工作人员的自主精神和首创精神。我和我的几位老同事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等合作良好，重大的选题一起讨论、商量，商定了便各自发挥主动性去促其实现。如周明在散文、报告文学方面，崔、王在小说方面。此外，几位较年轻的新调来的编辑也很努力。我一向认为要做好编辑工作不在人多，而在于人精干、又团结协作，这就造成强势。再则刘剑青作为编辑部领导虽说弱一点，但他作风较民主，有事好商量，也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发出一篇又一篇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工程师）和领导干部（“四人帮”所谓的“走资派”）说话的小说，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广大读者热烈拥护，读者来信雪片般飞向编辑部。另一方面，在有些人眼中这简直是犯了“天条”。那位靠边的副主编曾对人说：现在发的小说，要在前些日子（指“四人帮”掌权时期），可以说，篇篇都犯了杀头罪！平心而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作为“潮头”刊物发的小说、报告文学等，的确对国家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配合的作用。从文学意义来说，这些小说不仅仅恢复了文学自“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文化大革命”前“左”的指导思想为文学创作规定的种种禁区，例如写“大墙内”（监狱）的生活；接触生活的阴暗面、落后面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与《人民文学》(3)   
  回想起来，那些对社会生活的前进、对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短篇佳作的出世，从1977—1978年的《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眼镜》（刘富道作，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幽默风趣笔法，写生产岗位上正直知识分子反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弦上的梦》（宗璞作，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第一篇小说）等作，到1979年的《记忆》（张弦作，第一篇写“文化大革命”后，领导干部对过去所犯“左”的错误反思）、《月兰》（韩少功作，第一篇写“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极“左”路线对农民群众的损害）、《我爱每一片绿叶》（刘心武作，第一个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个性的毁灭和尊重人的人格、个性这一严肃的问题），1980年的《夏》（张抗抗作，提出了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清除极“左”思潮影响，发展健康个性）、《西望茅草地》（韩少功作，剖析了在一个老革命身上正确的革命的东西和以“左”的面貌出现的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以至封建残余意识相混杂的复杂矛盾心态），它们的出世，决非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在社会的急速变革之中，一些人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暂时还未能跟上、适应新的形势。文艺界，像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是如此，而我们的上司，主编、副主编等也难例外。这些对稿件有终审权、拍板权的人，他们富有经验，自然也比我们初审、二审的人更慎重，考虑问题更周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对每一篇作品的鉴定，都是正确的，不会发生失误。作为充当承上启下的二审角色的我，既非常尊重他们，也尊重第一个负责稿件初审的编辑同仁。而在对稿件的评价发生分歧、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这常常是难免的，在社会急骤变化的时期尤其如此），该如何对待处理呢？因为一篇稿件如何处置———发表还是退还作者修改，还是根本否定，退稿———关系作者，也关系作品的命运。我的做法是，对上司是据理力争，方式委婉，接受必要的妥协，以争取作品出世（如果我认为我对稿件的评估是正确的，而它确实又是一篇佳作的话）；对下，仍是方式委婉，采取平等讨论，商量说服的办法。他们对稿件的评估错了，我指出来，我该坚持的还得坚持；如果是我错了，我也公开检讨、改正，不掩盖自己的失误。总之，不断为佳作的出世，开通道路，而不是将它扼杀于未面世之时，这对刊物，对作者、读者，是至关紧要的。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编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这些佳作出世，并非一帆风顺的过程，我不想详说，只举一些例子。《班主任》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指谢惠敏这样的好学生也中毒受害，“小流氓”宋得宝的父亲却是一位园林工人），是不是属暴露文学，能不能发出，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