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我也写了很长的意见，认为作品写的是实事求是的，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文教战线也要拨乱反正的总的精神，因之作品可以发表。
    但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拍板定夺。
    光年看了稿件后有针对性地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
    他是肯定这作品的，认为细节上小作修改后（如对园林工人形象的处理等）即可发表。
    这才为《班主任》的出世开了道。
    刘心武有幸遇见了主编拍板正确。
    当然责任编辑怕它是“暴露文学”
    的担心也可以理解，因为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将一些触及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一概打成“暴露文学”
    ———“反党”
    毒草，谁不害怕放出了“暴露文学”
    呢？
    《神圣的使命》曾被我们小说组两位有经验的编辑两次退稿，因为它触及了最尖锐的公、检、法部门（专政机关）的拨乱反正问题。
    而在过去，在“文化大革命”
    前，一般是不允许文艺作品触及公、检、法部门（专政机关）的缺点、问题的。
    因之，那位有经验的编辑还劝说作者将稿件收起来，别再去投稿要求发表了。
    幸亏作者不甘心，又通过冯至同志将稿件介绍给了我们编辑部负责人刘剑青。
    剑青将这稿件交给我处理。
    我既然知道了这稿件是被我们编辑两次退掉的，自然很认真阅读，以避免发生可能的失误。
    我读完稿件后，感觉作者的文笔虽说稚嫩、粗疏些，但这是第一个写公、检、法战线拨乱反正的好题材，且作品主人公、主持正义的老警察王公伯的形象还是基本勾勒出来了，这作品可以请作者进一步修改，使艺术上完善一点以便能在刊物上发出。
    但如再从我们手里漏掉，实在可惜！
    我将上述意见告诉了刘剑青，于是刚上任（1978年7月）不久的主编李季、作协的文学评论家冯牧传阅了这份稿件，也予以基本肯定。
    最后冯牧建议我去找找公安部政研室的陆石同志，请他审读、鉴定以避免在政策、生活细节等方面出现失误。
    这些工作都做完了，又在作协负责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家里，具体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责成王朝垠编辑具体修改此稿，我最后定稿（当然在这之前我们也同作者王亚平打了招呼，交谈了）。
    我将定稿交给李季后，出发去西北了。
    回来才看见新出的《人民文学》1978年9月号，那期只有两篇小说，怎么我们重点抓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反而排在第二篇，屈居于一篇较一般的正面写农村“新气象”
    的小说后边呢？
    我猜这是主编李季经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后做出的安排，多少有点“怕”
    作品题材的“尖锐”
    吧？
    不如让它往后捎一点好，我觉得有点可惜。
    说到“尖锐”
    问题，我还想起了张光年同志对修改这篇作品的一条具体建议：同志们，我们党这么多年的形象被一些人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我请大家笔下留情，将那个紧跟“四人帮”
    的省委徐书记，改成省革委会副主任吧！
    我感觉光年这个意见不一定有道理，省委书记怎样，中央还出了“四人帮”
    呢！
    难道能够不正视“四人帮”
    钻进党的肝脏里来造成的严重危害吗？
    但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表示尊重，便接受了这个具体建议，以使作品能够顺利的面世。
    《神圣的使命》发出后，因为反映了千千万万受“四人帮”
    迫害的人民的心声，读者才不管作品发在刊物的什么位置上，叫好的信件照样雪片似的飞来。
    而那第一题“头题”
    小说发出后，却是无声无息。
    《眼镜》1978年初被责任编辑推荐上来后，我予以肯定，对其幽默风趣和湖北地方风味尤为欣赏。
    然而小说到了编辑部负责人那儿，他的批语是：“此作思想上艺术上均无可取。”
    这使我和责任编辑很纳闷，是退稿呢？
    还是争取？
    我们觉得退了可惜，我只好向编辑部负责人申述了这篇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可取之处，说打算修改（编辑修改）后予以发出。
    所谓“编辑修改”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是对编辑部负责人保全面子的妥协办法。
    小说终于在1978年第2期顺利发出，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奖。
    宗璞的《弦上的梦》是我们向她约稿，她自己拿来的。
    责任编辑看后，觉得难以发出。
    他说，小说不是对着毛主席吗？
    谁都知道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性的，怎么能够这样写？
    （因为作品赞美的是一位干部子女在经历了“四人帮”
    一手策划的“天安门事件”
    后的觉醒。
    ）我和我的同事许以看了，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那时已经批评了两个“凡是”
    ，天安门事件迟早要平反，我们刊物要早点作准备。
    但稿件送到主编那儿，他和责任编辑一样，是采取否定的态度。
    不过他的意见是说“干部子女写得不典型、不像”
    。
    （其实《弦上的梦》写得最生动的形象就是那位干部子女梁遐和她的朋友毛头等人。
    ）我们实在难以理解、接受主编的意见。
    我心想，这篇小说如果退掉了，再收是收不回来的，作家还不会拿到别处刊物去发表？
    干吗送上来的佳作又要推出去？
    因此我特别嘱咐责任编辑，这篇小说稿先放一放，暂时不要退稿。
    过不多久（约在1978年八九月间）盛传天安门事件即将平反，我和许以向主编建议说，我们应邀请几个作家开个小型座谈会，谈谈天安门事件的题材，以便促成小说写作，以备刊物发表。
    主编表示同意。
    座谈会开过后产生了李陀的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
    在1978年12月号，我们遂将反映天安门事件的两个短篇及时推出来，而宗璞的《弦上的梦》我们放在第一篇。
    两篇作品发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均被评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弦上的梦》发出前，我们告诉主编，作家已将作品做了修改（这仍是为了尊重主编，其实作品并没有什么重大的修改），主编不再追究作品所写干部子弟是否典型的问题。
    张弦的《记忆》是王蒙介绍给我的。
    他说张弦手上有小说你们可去找他要。
    我就让负责张弦所在地区的一位责任编辑去要。
    小说要来了，但好久不见责编的动静，我只好去问他，他说准备退稿。
    我遂将小说稿要来一读。
    看完之后不禁吃了一惊，这样好的小说怎么能退稿？
    这正是本期（正在发稿的1979年第3期）需要的头题小说，而且小说的发表意味着作家张弦的复出，这机会《人民文学》怎么能放过？
    我以婉转的方式请那位责编将稿交给王朝垠编辑一阅，朝垠赞成我对稿件的肯定，责编这才写了肯定的意见将稿件提出来。
    此稿在主编那儿顺利通过，发于1979年第3期的头条。
    韩少功寄来一篇小说揭露“四人帮”
    的极“左”
    路线和政策给农民群众造成的损害。
    小说的中心情节是一位爱社爱国的农村妇女竟因为自己家养的最后四只鸡被干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毒死而悲愤自杀。
    责任编辑和我读过这篇小说后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一篇问题触及得准确、深刻，艺术上也很好的小说，故向值班副主编推荐发表。
    副主编没有异议。
    但主编看了小说的校样后跑来找我和责任编辑了。
    他说，怎么叫《最后四只鸡》，这个题目要改。
    我说改成什么？
    他说就用作品女主人公月兰这个名字做作品的题目吧！
    他又指着作品的结尾，耳提面命我们，就是概念化点，也要加上几句，应该说清楚，农村妇女自杀并非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我委婉地说，作品只不过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
    的极“左”
    路线和政策损害了农村基本群众，并没有说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呀！
    主编说：投鼠忌器呀！
    我只得遵命在作品结尾添上了一两句“概念化”
    的话，以避免作品被抽下来。
    有趣的是刊物第4期已提前在《人民文学》登了要目广告，《最后四只鸡》这题目赫然在目录上。
    后来刊物出来后，读者们纷纷问我们，是不是撤下了《最后四只鸡》，换上了另一篇小说。
    他们哪里晓得是我们“玩”
    的“换题术”
    。
    《我爱每一片绿叶》———刘心武的这篇小说差点儿被值班副主编否定。
    他说“这篇小说没有什么意思嘛！”
    我和责编对他说，小说还是有点意思的，它涉及了要尊重人的个性和隐私权嘛！
    一个中学教员抽屉里放一张女人照片有什么，可是“文化大革命”
    中偏偏要为这件事而折腾他！
    您有什么意见再具体讲讲，我们请作者修改。
    副主编讲了些什么，我的印象淡漠了。
    但我和责编正而八经地将刘心武请来，谈了一下修改意见。
    刘心武表示可以修改。
    小说稿不久拿来了，发在1979年第6期小说的最末一篇。
    小说发表后出乎意料地引起日本评论界的注意，认为小说触及中国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尊重人的千差万别的个性。
    半年后，评选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刘心武的差点儿被退稿的这篇“末条”
    小说榜上有名。
    写到这里我有个联想，十几年前的1962年，也是在《人民文学》，一位年轻的责任编辑发现、推出了一篇新人新作，宋词的《落霞一青年》。
    小说提出的实际上也是尊重青年有益的生动活泼的个性而不要束缚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性这样的问题，这在当时颇不一般。
    小说被留用，也被值班副主编发于末条。
    这期《人民文学》出来后，诗人郭小川对编辑部同志说：我看你们的小说，是从后边往前边看。
    例如这期的小说《落霞一青年》最好，你们为什么放在最末一篇呢？
    无独有偶，当时这篇小说发表后，也是在日本引起反响，好几个评论家发表文章，赞美作品中青年男主人公何鸣这个形象。
    显然，日本人的赞扬对《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并非好事，后来在1964年的文艺整风中竟因为日本人的赞扬而将小说批评为“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