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

 
  《足球之夜》内部，办有一本杂志叫《随便说说》，编辑、记者每个月都会写点儿文章发在上面做交流。资深编辑李宝石在2003年9月写了《当片头曲响起时，你还激动吗》，文中说：“记忆中，当《足球之夜》的片头曲响起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坚信，这是那一天晚上最好看的电视节目，在他们心中，热情也好激情也好，荡漾着澎湃着，谁也不会否认，谁也不能否认，因为眼神会说明一切。”   
  刘建宏进京   
  1995年底，张斌、韩乔生在上海参加了“足球工作会议”，感受到职业联赛的火暴，办一个足球专题节目的念头越来越强烈。1996年初，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的刘建宏跑到北京寻找新机会，他到中央电视台看望大学里的师弟张斌。张斌说，中午去吃饭，我和同事要谈一个新节目，你也一起吧。饭桌上另外两个人是黄健翔和韩乔生。一顿午饭下来，张斌确定了《足球之夜》的口号和方向——球迷每周的节日。刘建宏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离开石家庄，到北京加盟《足球之夜》。 
  刘建宏在大学里比张斌高一个年级，1986年，人大和复旦预见到电视的发展前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广播电视专业学生。刘建宏考上了人大新闻系广播电视专业，毕业之后分到石家庄电视台，干了6年，戏称除了没拍电视剧，电视行当里的一切都干了，包括当地春节晚会的主持人。 
  他回忆1996年初要离开石家庄的心态：“那时候我穷困潦倒，不顺心，根本没有想过未来什么样，没有一件让自己干起来很兴奋的事情。我刚去石家庄电视台的时候，那里连导语的概念都没有，它给了我很多的发展空间。但我22岁进台，能看到我50岁或者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我决定从那里出来，到北京就是要寻求变化。我的朋友当时对我说：你到北京就是当孙子来了，谁都是你爷爷。你踏实干活就得了。我这次赌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刘建宏总忘不了自己的“农民背景”，他说：“我是一个农民。我父母是第一代城市居民，但我们没有城市亲戚，亲戚都在村里。我从中国最穷的小村子到县城上学，再到中等城市，到大城市，混到现在社会阶层上也算是高级的了。但我开车4个小时就能回到我的村子，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跨度让我明白什么事都要一点点来。” 
  后来有一个词被用来框定那些从外省到北京、想打出一番天地的年轻人——“北漂”。今日功成名就的“刘甲B”淡然看待最初的艰辛，但偶尔，刘建宏会感觉到委屈：“中央台有规定，周六周日来上班，临时工作人员要登记，要填上你是哪个部门的，几点来的，这是一种侮辱。周六周日来加班都是临时工作人员，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人，平时就不该让他们进来。” 
  2002年世界杯，刘建宏主持《你好，世界杯》，对韩国队的表演实在看不过去，话里话外语带讥讽。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里领导要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把他收进台里才好管。在体育频道工作6年之后，刘建宏算是台里的人了。 
  2003年11月，刘建宏凭借前一年主持的《你好，世界杯》拿到了金话筒奖。在此之前，体育节目的主持人还没有拿过金话筒。宋世雄老师拿的是荣誉奖，类似于终身成就奖。体育节目主持人拿奖少，是因为体育节目有自身特点，体育比赛无法预知，主持与解说大多是即兴的，没有稿子。到现在体育的解说员和评论员也没法和其他节目的主持人一起评比。 
  刘建宏说起这个金话筒奖，颇有些《足球之夜》中深情的语气：“我认为这是给我们一代人的奖。其实从1995年，张斌、黄健翔就在电视上崭露头角，我是较晚才露面的。我拿奖有运气的成分——张斌1999年后就不怎么主持节目了，黄健翔更多的是现场评论，他们两个都比我更优秀，只不过从事不同领域的工作。”   
  坎通纳退役了，段暄配音了(1)   
  段暄1995年从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毕业，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招聘考试，但名额被别人取代，对这个一帆风顺的北京学生来说，也算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段暄上学的时候爱看《中国体育报》，班里5个男生，15个女生，按规定，同学们要订《中国日报》学习英语，要订《人民日报》学习政治，除此之外还可以订一份报纸满足文化需求。男生们采取拉拢与离间相结合的技巧，通过全班投票，把《中国体育报》订上了。（当时在湖南的《体坛周报》，正是看中了学生关心体育又没多少钱买报纸的现实，把字缩小、把版面挤满，一点点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后来终成体育报纸中的老大。）三份报纸可以统称为“中国人民体育日报”。段暄偶尔会在课堂上走神：要是以后能当个体育记者，该是多快乐多开心的事。因为上的是广播学院，段暄在学校里还能看到MTV，看到香港卫视，MTV里播出的一个叫“玫瑰之床”的音乐电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电视可以做得非常美，电视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毕业分配在海外中心受挫，段暄辗转到体育中心，碰到他称为“灯塔般指明了方向”的张斌。张斌对他说：你来干吧。小伙子就踏上了贼船。段暄说：“1995年正是体育中心快速发展的时候，大家怎么干不知道，就知道玩命干。体育频道缺人手，我就什么都干。” 
  学英语的段暄很自然要干翻译的活，给体育新闻做翻译是每天早上的功课。两个翻译10篇稿子，人家要翻5个，他就恨不得要翻6个。和段暄一起工作的翻译名叫孙培彦，在体育频道干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后来去足协打工，担任裁判协调员，负责往各赛区派遣裁判。这个肥差在“打黑”风暴中被公安部门盯上，孙培彦这名字在报纸和通缉令上出现。 
  当翻译做编辑这段时间，段暄对许多体育项目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弄不懂棒球、高尔夫的规则就不可能做好翻译。不过他最喜欢干的活是收录，中央电视台虽然没有英超的报道权和转播权，但通过卫星搜索，收到比赛画面没问题。周末，段暄一晚上能看到3场英超。 
  1996年4月4日，《足球之夜》开播，段暄是放带员。当时《足球之夜》是“模糊工作法”，张斌是制片人，罗刚、王京宏等人是做体育新闻的，干完自己份内的活再干《足球之夜》。人手虽然只有七八个，但胃口不小，一推出就是长达3小时40分钟的节目。许多人的工作状态是出差回来值班，值班完了就出差，拿着几百块钱的工资，却能享受工作的乐趣。《足球之夜》的蒸蒸日上带给他们足够的成就感。 
  段暄回忆，1997年整整一年，每个周末都没在北京呆过。他要不停地到赛地去采访。人手所限，采访拿回来的东西也一定要播。没人教摄像或编辑，15分钟的一个片子，做得再粗糙也能播出去。他说：“《足球之夜》能成功，是因为有张斌、黄健翔、刘建宏这几个强势主持人，哪怕你的片子拍得不理想，镜头回到演播室，他们总能用他们的评论让片子升华。” 
  事实上，《足球之夜》开创了足球节目的新形式。以往大家看足球，能看到新闻发布会的场面就不错了，在《足球之夜》则能看到球队赛前一天的准备，他们能用讲故事的手法，能从一个特殊人物的角度来讲述一场比赛，这样的片子足够新奇。当时的采访也特别容易得到教练和队员的配合，把采访对象往镜头面前一摁，摄像机一转就是一盘带子两盘带子，一两个小时就聊上了，后来教练和球员明白过来了：你拍这么多最后能播多少呀，咱将就着说点儿就得了。 
  1997年，曼联的“国王”坎通纳退役。喜欢英超的段暄自称是“曼联球迷”，“坎通纳是我心中的国王，我要做一个片子，把我的感情渗透进去。”此前他看过许多国外的球星访问片子，那些节目很规范，球星对着镜头讲话，再穿插一些他踢球的镜头，很少带有编导的个人情感。但段暄要做的，是把一个曼联球迷、一个坎通纳支持者的感情表达出来。《足球之夜》的许多节目之所以能打动球迷，就在于他们渗透着自己情感在讲故事，这也许违背新闻客观冷静的立场，但更能表现足球世俗狂欢的特性。 
  “坎通纳退役”短片，开始的镜头是球场中挥舞的法国国旗，上面有坎通纳的头像，阳光照耀着旗帜，解说词的第一句话是：法国人抛弃了坎通纳，但英国人把他绣在了国旗上。头几秒钟就确定了这个片子煽情的基调，段暄说：“如果现在做一个‘段暄top ten十大经典’，这片子在第一位。” 
  12分钟的片子编完之后，不巧却无人能配音，段暄只好自己上阵。要是别的片子，据说是“打死也不配”，但这个饱含自己情感的片子，段暄关在配音室里吭哧着干了一夜，只要有一句不满意就再重来。他觉得自己声音闷不好听，但他相信，如果你是一个曼联球迷，一定会被这个片子感动。   
  坎通纳退役了，段暄配音了(2)   
  片子顺利播出，段暄的配音也得到了认可，此后一年多，他配音的节目不少了，但有一次，一个朋友对他说：你的配音真是越来越差了，最好的一次还是坎通纳退役的那一次，声音不雕琢，真挚，发自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