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

第18章


   
  足球报道领域的《焦点访谈》   
  《足球之夜》很快就在观众与球迷中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1996年9月1日,甲A联赛中的“川鲁之战”,裁判将四川队两个威胁很大的传球判为越位,四川主教练余东风、外援法比亚努冲进场内,引发球场上一片骚乱。比赛结束后,四川、山东的报纸也陷入互相叫阵,成都球迷进行万人签名抗议活动。人手不多的《足球之夜》只能派一组人出去采访——实际上只有段暄一个人来到四川,他再找四川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配合。一下飞机,就有球迷跪在机场,说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的人来了。在四川的采访一切顺利,但节目播完之后,山东方面反应激烈,山东报纸大骂《足球之夜》。段暄总结:“我觉得自己很客观,但没有给山东队说话的机会,这是做新闻的一个失误。新闻要给双方说话的机会。” 
  佛山佛斯弟队,当年在甲B球队中也算得上一支劲旅,如今却没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了。1997年段暄到佛山拍甲B的一场比赛,甲B当时没有转播,裁判员胆子更大,段暄觉得那场球有问题,用一个单机拍下了比赛画面,播出时加上《足球之夜》特有的质疑性的评论,节目引起很大反响,带给他当记者的成就感。 
  跟队拍摄的亲近感、球迷闹事的画面,这都是《足球之夜》带给观众的。但更重要的东西是,《足球之夜》呼唤公正与平等,批评黑暗与腐败,在球迷与非球迷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以至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流传一个说法:《足球之夜》是足球领域的《焦点访谈》。 
  公允地说,足球新闻是中国新闻中最为开放的一块阵地,中国足协是中国最为开放透明的局级单位。1998年陕西国力队在云南遭遇“电话贿赂”,大连的王健林声称他掌握的证据足以表明“黑哨有多黑”,陈亦明“一切尽在不言中”,《足球之夜》都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严肃的评论,但那一年足球舆论的尺度并不是新闻改革的信号,而是一个管理疏漏的问题。张斌从《足球之夜》主持人的位置上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台里找我谈话,国家体育总局老干部写信,说我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阻碍足球改革。我要避一避锋芒。” 
  社会学家郑也夫1999年曾经给张斌写过一篇“送行”的文章,他认为中国最好的电视节目是《足球之夜》,中国最好的电视主持人是这个节目的创始人张斌。“天赐良机,少年找到了他挚爱的游戏是幸运。形格势拘,青年适时地告别他少年时代钟爱的游戏,寻找更大的空间和挑战,更是幸运。”他表示对张斌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从此告别足球和体育。“但张斌小伙子到底是比我聪明,知道足球是中国新闻的最开放的窗口,他硬是棒打不走。” 
  2004年1月16日,郑教授在《媒体不是小媳妇》一文中再次谈到体育与体育报道:“中国男足的水准如何是不需要讨论的事情,说多了有弱智之嫌。但是我一直真心地认为,拥有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领地是中国人的幸运。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意说三道四、臧否人物,从球员、教练、官员,到体制,在这里可以看到最详尽的报道,享受一道又一道的内幕新闻。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里是中国新闻最开放的领地。球场上的天然特征——公开与暴露,是足球成为中国新闻第一福地的原因之一。游戏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游戏毕竟是游戏,是其第二原因。长期的败绩使其管理者不得不硬着头皮听骂,乃至锻炼出其他领域的管理者尚不具备的一点点涵养,是原因之三。” 
  郑也夫先生写作《媒体不是小媳妇》的新闻由头是,《足球》报报道说,《足球》被“国资委”认定为“不良资产”,足协因此封杀了《足球》报的报道权。在文章中,郑也夫提到了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另一桩行径——“我是从《中国广播电视报》节目预告上读到这个段子的。那预告说:阎副主席和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新华社记者以及一些观众在电视台做了一期谈话节目。后阎副主席不满意自己的谈话,找到电视台补了20分钟谈话,加到节目中。我读后大惊失色,甚至猜想,电视台发出这个预告是别有用心,是含蓄地向有心人表示他们的愤怒,因为这举动太异乎寻常了!” 
  阎副主席可以因为自己讲话未能尽兴找电视台补救一下,足协的南副主席却会因为《足球之夜》的画面被定格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许多人记得他在电视镜头前连说了17个“这个”,却忘了刘建宏当时提出的是什么问题让他这样难以回答。 
  刘建宏当时的问题是:足协是否认为已经对联赛失去了控制?这句话到2004年10月徐明等人掀起“革命风潮”时,也还可以问。但现在的张斌说他要向南勇道歉:“1999年,南勇刚到足协工作,好多问题压在他那里,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不善于表达,或者不方便表达。我们却觉得把他逼到比较尴尬的位置让观众看了过瘾。那年年底,《足球之夜》做特别节目,叫做《聆听1999》,把他‘17个这个’又重新使用了一次,强化了一下。当时我们并不是针对南勇这个人有多大的意见,而是对足协有一种态度。在很多新闻报道中,记者无须和被采访者再次发生关系,一棒子打死就完。但我们做的是行业报道,总要和主管部门打交道,当时不计后果,就想着要痛快,要让他们尴尬,这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性的。后来我们做有争议的话题,力求用镜头说明一切,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用情绪化代替事实。今年国奥队失利,如果我们批评足协,还可以说得条条是道,搂头盖脸,但如果管理层有问题,我们不该只是侮辱他,我们应该摆出事实。”   
  朦胧诗与滥情音乐(1)   
  体育频道的老人回忆张斌刚进体育部的情景,说他是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把录音机带进编辑室的人,大家听着音乐干活感到很轻松,而张斌选择播放的音乐也很好听。这种文艺腔的做派被张斌带进了《足球之夜》,不光是音乐,他还在节目中使用诗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两句著名的诗句,放在打击“假球黑哨”的节目中再合适不过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总能表露出他们特有的一点文化属性,比如对罗大佑的热爱。2000年罗大佑在上海开演唱会,数千北京歌迷乘飞机乘火车前往观看。《东方时空》一记者跟踪拍摄纪录片,那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次文化事件。刘建宏当时要接手做奥运会《悉尼猜想》节目的主持人,也赶到了上海看演出,并且在演唱会上找到了工作状态。他说:“给我业务上带来启发的并不是罗大佑,而是李宗盛,他穿着一个短袖衬衣,很不经意地就站在你面前,一个40岁男人的成熟魅力就弥漫到你身边。我想我就是该用这种状态进入主持《悉尼猜想》,完全松弛下来。”他认为《悉尼猜想》是他主持节目的一个质变,亚洲杯是他解说足球的一个质变。希望40岁再上一个台阶,那时正好是2008年。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有一次,刘建宏到大连去解说比赛,胡兆军见到他问:叔,你啥时候来的?建宏摸着后脑勺想:我怎么都成叔了!出国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年长的外国同行,内心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熬到白发苍苍的时候。1997年底的一个夜晚,他在车里听罗大佑的那首《光阴的故事》,脑子里全是中国足球一年来的种种画面,于是“光阴的故事足球版”就成为《足球之夜》的保留节目,年年都做,用一年来的足球画面配上这首歌。 
  2002年9月,一本杂志发表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体育频道:“体育频道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球鞋广告,看完了你就知道有多少乡镇企业在生产球鞋了。比如陈小春拍‘一起来吧’那个鞋,还有爱乐、特步,刘德华的贵人鸟,小虎队的德尔惠,还有恩东、求质、金来克、匹克等等。总共有30多种球鞋出现在体育频道。”还提到《足球之夜》:“他们喜欢给足球比赛的画面配上一些滥情的歌曲,还成心把画面处理成模模糊糊的,看着像技术不过关的。”《足球之夜》的编辑秦宁在内部杂志上也写了短文,说他早已经不用把画面做虚的特技了,但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情还要继续“滥”下去。他说,你要是听到年底又在做“《光阴的故事》足球版”,应该不屑地说上一句:“KAO,滥情歌曲。” 
  《足球之夜》的音乐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们曾经用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的那段小提琴,用过田震的《执着》,2001年他们引进了体育频道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音乐编辑。 
  陈吉浙,大学上的是复旦新闻系,上学就开始搞乐队,2000年高校原创歌曲大赛,拿了华东地区的第一名。高晓松组织全国比赛,到上海找到他,对他说:你来北京,不管你和谁签约,我都当你的制作人。2000年12月陈吉浙来到北京,春节没回家,在朋友家里借住半个月,之后也没回复旦上学,他背着包,牙膏牙刷装在包里,成为混迹于北京的一个艺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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