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

他们的级别都比我高出不少，因此这让我又多了一份额外的使命感。我们当然不可能找到任何救护车，手中最好的工具就是一辆烧木炭的旧式卡车。格特鲁德医生嘱咐我们带走所有剩下的医疗用品，包括几瓶药水和一些绷带。和少得可怜的药品相比，我们带走的冲锋枪和“巴祖卡”火箭筒倒是规模庞大，注定了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撤离行动。 
  黄昏前，病人们都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为每个人安排了特定的担架，整齐地摆放在大楼背后的出口处。当夜幕降临时，我们立刻开始转移。我们前后共跑了6个来回，每一回都分成两步走：首先将病人转移到警察局总部，然后再把他们送到纳粹党总部大楼。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就在运送最后两个病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麻烦。 
  麻烦的来源正是我们的上级部门曾许诺派一辆军用救护车来帮忙转移，但这辆车迟迟没有出现，而我们却为此耽搁了整整1个小时。等到最后决定离开时，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急，苏军进入了大楼的正门，我们必须立刻撤退。哈尼斯建议由他在前面带路，我和司机一起坐在卡车前排，其余的病人和姑娘们都躲在后车厢。我们按照他的计划开始行动，但很快，猛烈的炮火封锁了前进道路，一时间我们难以突出重围。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先躲到路边一座坍塌过半的房屋中，把病人安顿下来暂保安全。我让司机同病人和护士们待在一起，随后拿起一把冲锋枪和一个火箭筒冲出屋外。接着，真正的麻烦来了。 
  一出门我就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两辆苏军的坦克，而且还是宽履带、倾斜装甲设计的T-34型坦克，后面跟着一些步兵。打头的一辆正隆隆地朝一座房子开去，那真是一个让人吓破胆的场景。我发疯似的撒腿就跑，穿过一排房子的后院，躲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这时，那辆坦克已经拐了一个弯，冲进了病人和护士们躲藏的那幢房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伤，但愿上帝保佑他们平安。不一会儿，坦克又朝我躲藏的这间房开过来，我迅速下到了地下二层。那里的窗户很小，高度基本与街道持平。窗玻璃早已被打碎，只留下窗框周围一些锋利的边角。透过窗户，我看到那辆T-34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开炮轰倒一座座房屋。我没有看见一个苏联士兵，估计他们都隐蔽在坦克后面。周围没有出现任何的德国军队。 
  坦克正一步步逼近我藏身的房子，地下室的墙壁和地板都开始不停震动，发出像搅拌机一般的声音，真令人感到恐怖。不一会儿，坦克和我之间的距离仅剩下7米左右了，我害怕到了极点，同这个钢铁巨兽相比，我的血肉之躯显得那么可怜卑微。没有时间去考虑结果了，我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我迅速架起了火箭筒，瞄准前方目标，摁下发射按钮。几乎同时，我闭上了眼睛，心里默默祈祷。 
  轰！！！ 
  没有巨大的后坐力，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是一声沉闷的炸响。火箭弹残余的弹壳从发射筒中向后弹出，轻微灼伤了我颈部的皮肤，烧焦了几根头发。从发射口冒出的浓烟让我一阵咳嗽，还流出了眼泪。等硝烟过后，我看到眼前的苏联坦克周围弥漫着一股黑烟。这个大家伙安静地停在原地，不再动弹了。我击中它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用反坦克火箭筒进行攻击，竟然一举成功！（后来我才知道，苏联军队对这种简单、方便而有效的手提式火箭筒大感头痛，为了对付它，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整套坦克进攻战术）坦克车上燃起了熊熊火焰，一名苏联士兵从里面跳出来，飞速地越过街道逃走了。欣喜之余，我竟然也生出一股同情之心，这让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只看到一个士兵的身影消失在烟雾中，但没有看见其他人从里面出来。我不知道一辆T-34型坦克能装多少人，那么大的家伙装3个肯定是没问题的，4个甚至5个都有可能。   
  最后的道别(5)   
  从小到大，纳粹向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仇恨敌人，尤其是苏军，这么说丝毫不夸张。但在我心中，对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仇恨。即便是对那两个把我狠揍一顿，差点要我命的苏联小战士，我也永远不会有半点仇恨，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人。当我看着那辆熊熊燃烧的坦克车，惟一想到的是里面那些可怜的战士，想到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女友。我体验过那种被火烧死前的痛苦，那是最令人恐惧的回忆。我只能祈求上天尽快结束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少受折磨。 
  我重新跑回了其他人暂避的那间房子，准备取一个新的火箭筒。一进屋，发现到处都是坦克炮火所留下的浓烟和尘埃。由于担心哈尼斯和其他人的安全，我迅速地跑向地下室。房间里硝烟弥漫，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隐约中前方出现了出3个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医院里的3个姑娘。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火箭筒，正准备出去向敌人开火。 
  “不！”我惊呼道，“快回到地下室去！” 
  她们不听劝告。我转向哈尼斯寻求帮助，但他却说：“如果她们想战斗，就让她们去吧！” 
  “可她们是医护人员！”我激动地叫起来。 
  哈尼斯默不作声。 
  我们开始向楼上攀登。我拿着突击步枪在前面带路，哈尼斯在后面拿着2只火箭筒。经过炮火蹂躏后，楼梯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踩上去摇摇欲坠，有几级甚至不见了踪影。 
  从楼上透过墙壁的窟窿往下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街道上的动静。在马路的另一端，几个苏军士兵正倚靠着一堵墙壁，向街角处的一幢房子进行猛烈射击。我悄悄地瞄准他们，开枪射击，枪声响起，那几个人立刻就消失了。我想他们是找个地方隐蔽了起来，或者也可能是撤退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并没有撤退。不一会儿，第二辆坦克出现了，缓缓地从被击毁的同伴身旁开过，由于路面太窄，还差点撞上了同伴。在它后面跟着一队苏联士兵，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用我的步枪射击。我向哈尼斯示意，让他把火箭筒递给我。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洛特突然出现在楼底下，她扛着一个火箭筒，径直跑到了路中央。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快退后！”我以最大的声音吼道，但显然还不够大到吸引她的注意。 
  她停在了坦克的正面火力线上，我一下子紧张得咬紧牙关，但洛特似乎还是像在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里一样平静。她迅速地瞄准目标，开火，然后立刻跑到街道的另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废墟中。她没有回头看一眼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标，我也没有，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飞奔的小姑娘身上。一直等她安全逃离后，我才转过头，目瞪口呆地看到了她的战果：直接命中目标！第二辆坦克也开始燃烧起来，相似的身影从里面跳出来，迅速逃离了现场。但这次，我没有再去想坦克里面的人的命运，我的思绪全都集中在异常勇敢的洛特身上。 
  接近黎明时分，我们才完成了这次转移工作。阿克斯曼的指挥中心已经搬到了纳粹党总部的地堡中，而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新的病房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除了几把木头长凳，没有别的任何设备。我们随身带来了担架、木板床、椅子和桌子，还有一些药品和绷带。依靠这些东西，格特鲁德医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医疗帮助。以军事标准衡量，这样的医疗设施仅仅达到野外急救站的水准，和新大臣花园中的急救医院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个诊所中，拥有一个手术台，附带用于手术照明的太阳灯，面积虽小但却设施完备。但是那儿的医疗负担也非常沉重，伤员多达数百，主治医生却仅有两位。跟他们相比，格特鲁德医生这儿只能勉强提供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格特鲁德医生只有一个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小箱子，里面装着她所有的家当，当然还是少得可怜。在起初的两天里，我们收到一些需要进行手术的病人，但格特鲁德医生却根本无能为力，一方面是由于设备的短缺，一方面是专业技能的欠缺。这样的病人只能把他们送出诊所。随着苏军的不断推进，大量的炮弹和手榴弹碎片像冰雹一样倾泻到德军头上，伤员的数量每天都在急速增加，一时间，诊所里进进出出的人流越来越繁忙。 
  鲍曼已经离开了他的党总部，和希特勒一起待在地堡里。其他几个高级的纳粹军官和文官也追随他的脚步，在大臣花园中苟延残喘。现在，党总部地下的防空洞已经成为了阿克斯曼的指挥部，同时也是我的新家，他的两个助手海因茨·波特（Heinz Boldt）和根茨·格雷姆（Gunther Weltzin）也在他身边。 
  虽然和高级官员住在一起，但我的精神却越来越消沉，越来越低落，沮丧、麻木的情绪快要让我崩溃了。常常这时候，阿克斯曼就会说一些好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在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他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即将问世。早在3月底，那些所谓的复仇武器V-1（“V”型飞弹）和V-2（战争期间首种投入使用的弹道导弹，也是惟一一种）都已经停止了生产。这些武器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多数来自奴隶工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在盟军解放了这些地方后，武器的生产已经全部停止，而那时恰恰是希特勒生日前3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