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莱温斯基

莫妮卡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会强调当别人背叛自己的时候，自己没有背叛任何人。 
  不过，莫妮卡的梦想还没实现，这个本质传统的中产阶级女孩在今天被迫躲在暗处，犹 
  如一个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逃亡者。她生存于一个失去人性的现代社会，一个噩梦中，而对于她来说，这就是现实。她的每个行动都会被监视，不是小报记者就是FBI，她的食物会被博学之人反复挑剔，她买的每件物品都会成为网络的报道文学的材料。 
  〖BFQ〗一切之上，还有斯塔尔的那张圆脸在折磨着她。他把她变成了一个牵线木偶，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一牵那条法律的线，她就不得不随着他的命令起舞。特别检察官那张冷漠的皮笑肉不笑的脸，几乎就是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那个“大老哥”的翻版。小说中的情节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政府能够像搜查房子和电脑一样监控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莫妮卡和她的朋友们都知道那是真的。 
  1998年11月那天晚上，去公园荡秋千之前，莫妮卡在她公寓的电视屏幕上，又看到了那张让她既害怕又诅咒的脸。为了逃避他的目光，她像一个逃犯一样匆匆离开她的公寓，小心地避开那些“看守”——那些永远守在那儿的小报记者。她带上一个棒球帽作为伪装，飞快发动她那辆租来的小车，紧张地从后视镜里确认没有被摄影师跟踪。这样，在这个晚上9点，她终于暂时逃离了特别检察官和媒体的监视，可以像这样轻松地坐在秋千上，享受一下久违的自由，想想今后的道路。 
  这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命运，一个想抹去过去寻找未来的小女人，一个亲切的，聪明有礼的女孩，能成为任何人的好姐妹，任何人的好女儿。她是自由土地上的囚犯，她的任何举动是公众的娱乐。而且，一切都将继续，直到有一天媒体马戏团向前进化。     
  后记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1)   
  我以为，我已经完成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可是，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的午夜，我又接到了莫妮卡·莱温斯基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恐惧，比我之前跟她的任何一次通话都显得更紧张，她软绵绵、似乎还没有变音的小女孩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恐。 
  她告诉我，斯塔尔已经弄到了一张法院强制令，命令她必须从洛杉矶飞回华盛顿，在那里，她需要接受共和党委员会的高官关于总统弹劾案的质询。假如她不能如期抵达华盛顿， 
  斯塔尔发誓将把她送进监狱。 
  在过去这几个月里，我已经对莱温斯基的声音相当熟悉，并且可以轻易从她的语调中猜测她的心情。当她谈起琳达·特里普时，她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怒意；当她谈起总统时，她的声音充满深情；而当她说到了斯塔尔和他的手下时，她的声音则充满了胆怯与恐惧。要是让我将斯塔尔与莱温斯基进行一番比较，我会说，前者是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在见到施虐者时，所做出的反应，而后者是一个被殴打的小动物在看到它的主人时，所流露出的本能害怕。 
  她说，“突然之间，弹劾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重重地砸在我的肩头。我很担心，我怕斯塔尔会觉得弹劾不成，就是因为我在作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假如斯塔尔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会对我做出什么惩罚。” 
  自从1月初开始参议院审判以来，莫妮卡就一直试图不去理会审判的进度，她宁愿装作对总统正在经受的一切置之不理，这样，她觉得自己才能集中精神帮助自己疗伤。我们曾经讨论过，或许她会与贝蒂·库里、维农·乔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作为证人被传唤，可是现在，别人命令她要独自受审。 
  在民主党看来，要求莱温斯基单独在参议院作证，其实已是共和党的最后一个伎俩。整整一个星期白宫律师团们都在反反复复谈论着莱温斯基和其他证人是否应该去作证，作证的利弊何在，所有人都在穷尽自己一生所学，展示着自己的睿智和口才，一些年轻律师从未见过这种阵仗，刚来白宫不久的切利尔·米尔斯就称赞克林顿法律团的主角查尔斯·拉夫，逢人便赞美拉夫律师的老谋深算。 
  在绝望中，控方要求斯塔尔找到联邦法官诺玛·霍洛维·约翰逊，由他下达一张紧急强制令，要求莫妮卡必须与他们合作，不过强制令上使用的字眼还算委婉，写的是莫妮卡应该“让人聆听到她的证词”。这个决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民主党和白宫律师团指责共和党委员会使用的方法非君子所为，声称他们之所以要将莫妮卡单独拎出来，强迫她作证，就是因为她之前已经被斯塔尔捉住了痛脚，因为不得不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合作。而其他人根本就没必要听从独立检察官的要求，比如乔丹，他就已经事先发出声明，除非参议院投票通过他成为证人的提案，否则他就不会出现在参议院审判上。 
  共和党委员会的检举人担心他们会输掉这场争夺证人的战争，于是莫妮卡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斯塔尔一路紧逼莫妮卡，表示如果她不合作，立刻就会蹲班房。可是在参议院庄严的大厅里，他们却说着另一套和善的言语，他们表示正在友好的与莫妮卡谈话，他们说，之前大家都有些误解，好好谈谈，她就会理解他们，他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想要表达的意愿。 
  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不仅莫妮卡被迫要交待一切，包括与案件无关的隐私，而且连她的家人和朋友也被殃及，他们不允许对外界说一句与莫妮卡有关的话。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说，“我们都感觉碰到了一块礁石。她本来就不应该再遭一次罪。虽然莫妮卡还是试图表现得很乐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次可怕的折磨。”莫妮卡的父亲莱温斯基医生，本来就已经患上了高血压，需要吃药维持血压稳定，在闻知这件事后，连常规的药物都无法让他的血压降到安全值，不得不住院观察。他说，“我觉得很难抑制我的怒火，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已经让天下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莫妮卡真的很可怜，她已经成为一场邪恶的政治斗争中的人质。看到斯塔尔现在在这个国家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我们都感到很恐惧。” 
  莫妮卡本人更加难以承受这突然的打击。去年一年，她不断经受着种种恐惧与痛苦，此时心情已经渐渐平复，可是现在，她又开始遭受第二轮的伤害：她对斯塔尔的恐惧与疑虑，她对背叛总统而产生的负罪感，还有她被FBI跟踪和窃听而产生的惊慌，这一切都回到了她的生活中。更加讽刺的是，就在此时她的父亲准备参加一个关于癌症的年会，去年此时，当他第一次得知莫妮卡受到FBI的威胁时，他正好就在这个年会上。 
  当天夜里，莫妮卡便将此事告诉了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在愤怒与恐惧的折磨下，莫妮卡一晚没睡。第二天凌晨4点，她的父亲便起了床，将她送到洛杉矶机场，让她搭乘早上7点的班机去华盛顿。父女俩含泪告别时，父亲告诉莫妮卡，她肯定还会遭受更大的折磨与凌辱，无论遇到了什么，她一定要坚强面对。更加让莫妮卡屈辱的是，斯塔尔的办公室虽然为她预订了航班，但并没有支付票款，害得莫妮卡在机场手忙脚乱，这才凑足了机票钱。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2)   
  从华盛顿机场到酒店，一路上都是疯狂的记者，保安人员一路紧紧护着莫妮卡，这才杀出一条生路，得以安全走回酒店房间。为了不让记者拍到自己的脸，莫妮卡特意戴了顶棒球帽，上面印有独立电影公司“摄影长廊”公司的标志，这家公司是她的朋友乔纳森·马歇尔工作的地方。当她总算突破了摄影机的重重包围，来到预订的酒店房间时，莫妮卡惊喜地发现，她的母亲、继父彼得、姨妈黛布拉和姨父比尔都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好久，他们是专程来为她打气的。看到女儿时，玛西娅感到很欣慰，她发现女儿已经成熟了很多，在面对斯塔尔 
  的威胁和媒体的紧追不舍时，她仍然显得很镇定，母亲说，“她是一只被扔入狮子群里的小羊羔，可是现在她已经出落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真诚了。”不过，媒体在有些时候倒也并不讨人厌，正因为它们的注意，莫妮卡的那顶棒球帽突然成了最流行的东西，马歇尔的公司为此预定了几千顶这种棒球帽，意外地赚了一大笔钱，后来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利润送给了慈善组织。 
  住在这家每晚房租200美元的酒店里，因为担心原先预订的房间已经被装上窃听器，莫妮卡很快就要求换房。之后她在打电话时，一直将浴室的莲蓬头打开，让水流声掩饰她说话的声音。当她翻开一份杂志《国家问询者》时，她发现其中有一篇报道，言之凿凿地声称莫妮卡已经怀孕，并且列举了一群可能的父亲人选，其中包括了她的私人健身教练卡西·杜克，莫妮卡拨通了我的电话，对我开玩笑说，“安德鲁，我要跟你说一个坏消息，你不在我的绯闻男友名单上。” 
  她很担心与共和党高层的会面，更加担心她又要见到斯塔尔的手下，她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她一定不要在说话时出什么纰漏，不能让人家怀疑她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