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

 
  我注意到，这篇演讲稿好像并未被收入冯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演讲中冯先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处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学术、教育要自由独立的深义。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冯先生说，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先生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在谈论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哲学家还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学校训练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做事的，然而学哲学的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4)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②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不归路。于是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的一块最大的心病。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苦难。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开始，中间经过军阀统治、日军侵略与大规模的内战，一直到5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有人说苦难使人思考，但假如面对苦难的不是“人”，而是“机器”或“工具”，是否也会有思考呢？总之，当清华大学已经走过90个年头之后，倘若我们仍然不能领悟通才教育的意义及其作用，我们就不能清除产生专制和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的人格猥琐、思想委靡和精神委顿就会加剧。长此以往，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强国之梦，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作者简介：智效民，1946年生于山西太原。1964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未能考上大学，遂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后曾在小学、中学任教，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著有《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心理的单间》等。   
  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1)   
  文/李杨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大学，集体“消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1952年秋，上海。落叶缤纷的季节。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著名学府走到了尽头 
  。 
  这三所学府都是教会创办的。圣约翰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它们集体“消失”。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第二医科大学、上海机械学院。 
  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大学，则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强大起来。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感到：苏联模式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学唤醒了这个城市的记忆。 
  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初现中国 
  和北京的燕京、辅仁等名校一样，上海这几所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 
  说起来并不难理解。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100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梵王渡（今万航渡路）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成为沪上惟一高等学府。 
  1903年，震旦大学由“毁家兴学”的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在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会教士的办学思想产生冲突，马相伯转而创办复旦，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现第二医科大学。 
  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背景，圣约翰由圣公会创办。相比之下，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 
  1906年，沪江大学校董会选择了杨树浦西北岸一块面积165亩的荒滩地，开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沪江大学正式开学。和圣约翰一样，沪江大学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授课。 
  “这所学校以它‘什么都缺’惹人注目：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缺。”当时，一位沪江大学的传教士（教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的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黄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认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沪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时年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 
  华人校长是“本地化”的应有之义。真正麻烦的是大学“校产”的归属。1929年7月，沪江校产的租赁协议签订：作为校产拥有人的“美国董事会”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租金把校产租给“沪江校董会”（管理者）。 
  立案程序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