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回祖国固然好，即使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周恩来做台湾上层工作(2)   
  1965年3月，陈诚病逝。陈诚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还是有爱国心的，也说明周恩来争取他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到：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曾经一度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过巨大反响。到了1975年，所有战犯，包括美蒋特务和特务船船员全部被特赦释放，至此，中国再无战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令人难以释怀，耐人回味。 
  刘小萍，1930年1月生，山东日照人。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先后在上海市贸易总公司接收科、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人事处工作。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市商业局和中央华东统战部工作。195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处秘书、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92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特邀顾问。曾经是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小萍拿出历次特赦战犯的名册，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每一本，详细地介绍每次特赦战犯的具体情况： 
  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战犯。全部战犯共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蒋帮战犯263名（将级：113名，校级：119名，党政：23名，特务：8名；）伪蒙战犯5名；伪满战犯28名。占战犯总数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没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共293名。这样，7批特赦战犯共589名。还有267名战犯是刑满释放、到了年龄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错了的起义投诚人员。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6名，校级：9名，党政：4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13名，校级：26名，党政：5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蒋帮战犯61名（将级：27名，校级：28名，党政：4名，特务：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孙楚等。 
  第4批是1963年4月，特赦了35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7名，校级：11名，党政：1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康泽、孙渡、严翊等。 
  第5批是1964年12月，特赦了53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20名，校级：23名，党政：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王陵基、王靖宇等。 
  第6批是1966年4月，特赦了57名。其中蒋帮战犯52名（将级：20名，校级：22名，党政：7名，特务：3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方靖、孔庆桂等。 
  第7批是1975年3月，特赦了293名。其中蒋帮战犯219名，党政21名，特务50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提前完成,政治、经济出现空前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说,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反动分子,同时有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在向党、政、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议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他认为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周恩来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我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毛泽东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我们大家都赞成这样做。今天大家都在场,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了我们,高兴回来,我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了这个话,不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