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1)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即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确定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6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20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百亩,监房能容纳千人以上。 
  这里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为一座监狱。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中不少人自命为蒋介石的信徒,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的“正统”，是“为国为民”的。他们对于战败不服气,不认输,认为今天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探索和辩论,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结合理论学习,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组织名医会诊、抢救,配备较强的力量进行护理。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这样,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保证身体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 
  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对战犯们转变立场和思想改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说:“人非木石,孰能无感,我就是在这种恩情感动下才使这颗冻僵已久的心复活起来的。”有一位被治好梅毒病的战犯说:“党不仅改造了像我这样罪该万死的罪犯,并想尽各种办法治好了我过去腐化生活带来的脏病。对党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我永世不忘。”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说:“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还宝贵。我这个过去长期与人民为敌的战争罪犯,今天能改造成为新人，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对我教育的结果,真是‘顽石点头",真理服人。”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大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没有使他觉悟。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1950年11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这次被送往北京,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他在棉裤里藏了60余片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的思想动态后,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着重让他学习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时,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明确指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实际表现的,必会得到宽大处理。同时,还反复以同是名列44名头等重要战犯之一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对他启发开导,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由此,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交代了私藏安眠药片的来源。原来,他在山东解放军军官训练团期间,以失眠为由,多次向我军医零星地要来安眠药片,积少成多,并在深夜里偷偷拆开棉裤,把药片装入裤内缝好备用。他一再表示,自己再也不干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了。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2)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他激动地对姚处长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陈赓大将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促使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被第一批特赦释放。 
  在功德林一号管理的国民党战犯黄维当初是表现最差的一个。黄维原是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生。十年内战时他爬到中将师长的地位以后,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后来接任陈诚精心培植的第18军中将军长,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官也越做越大。他被俘后,死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信条,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他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己“无罪可悔”。在学习中,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1952年黄维在一次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他又拒写检查。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为此,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解决之后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转变是不容易的,为了逃避改造,在监狱内他多年进行“永动机”的研究,想以此作为捷径,幻想得到人民的宽恕。 
  促使他转变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关押期间我们监狱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病势凶猛,尤其是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治好他的病,还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并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注射进口的链霉素。周总理办公室也多次询问黄维的病情，并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陪住干部精心照顾,不仅送水喂饭,还要端屎端尿。就这样,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黄维救活。 
  黄维病倒了4年多,这4年他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意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也有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