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张文白(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个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对于这次会见,杨伯涛后来感慨地回忆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他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周恩来当红娘，战犯重续姻缘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少人还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同台湾的亲朋故旧书信交流,为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 
  还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台湾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出一份心力。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 
  我记得1974年12月28日中午，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知道，总理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可能地为解决台湾问题多做些事。 
  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个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就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２５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２９３名。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１００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１３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１５元至２０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１５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２５年啦！” 
  毛泽东批示后，华国锋立即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也被找来列席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竟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以及后来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释放的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工作。 
  刘小萍告诉我，他见证并参与了最后全部特赦在押战犯的工作。他说：全部特赦战犯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体现，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举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全球刮起了一股“战犯旋风”。 
  我们这次特赦释放的是全部在押战犯，并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罪犯的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 
  释放时，我们还发给每人新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亲自接见，并宴请他们，然后再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是一件很得民心的事。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刘斐、董其武等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斐说：“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全部战争罪犯全部释放的指示，很受感动。跟着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要及早回头，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立功赎罪。这才是他们唯一正确的出路。”董其武说：“这次对全部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并给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这样的事情，是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伟大政策的体现。希望被特赦释放的人员，要下定决心，加强思想建设，立功赎罪，努力重新做人。” 
  特赦释放人员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学习后，除王秉钺等10人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回台湾外，其他人员按照自愿的原则，都被安置到祖国各地，与他们的亲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