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病好以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受到生动的事实教育,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过程,他作了这样一段总结: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由于以前特别是解放初期几年我以为改造政策不能决定我的前途,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而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加之被囚监狱年久,而且自1952年至1955年长期重病,难安心于改造。现在,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诚心服法,老实学习,埋头改造,努力耕耘,不问收获,从头改造,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1959年,黄维被转到秦城监狱。这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从此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8年4月,黄维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 
  1975年3月,黄维随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释放。黄维的身体一直不太健康，如果没有我们的精心照顾，他恐怕早死了。就在特赦前的2月9日，黄维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进行抢救。中央领导指示公安部，要确保黄维的生命安全。公安部还派了两位同志赴东北具体了解黄维的治疗情况。在各方努力下，病危中的黄维终于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令黄维很感动。他激动地说：“听到我被特赦，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黄维还当场做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黄维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3)   
  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82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硬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员座谈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5年的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4年以后,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1)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现抄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在特赦大会上,被特赦的战犯表示非常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改邪归正,从此获得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战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这次宣布的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11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人员和蔼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家。 
  周恩来,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这10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今天,能够见到30多年前的老师,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的惭愧。有人后来回忆说:“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30年前的老师,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郑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就同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2)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关于前途问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后，张治中说:“你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