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新星陨落-国殇

现在，他们胜利归来，这个愿望该满足了。妻子说：“不能让别人带他们去吗?”王振泰说：“推给谁呢?我既然管了这事儿，就管到底吧!”   
  他还是硬撑着去了。八达岭长城那宽厚的石级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着王振泰疲惫的身影。在他的身旁，两名上海聋哑青年兴奋地眺望着延绵万里的巨龙，用无声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惊叹和自豪：啊，真伟大!   
  从长城回来，王振泰的腿都木了。   
  七月下旬，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妻子忧郁地看着他，劝他到医院去，该彻底治疗、彻底休息了。但是，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吞服了几粒救心丹，又“挺”过去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休息，出国的工作总结还没有写完，他还没有向领导汇报，肩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来。也许，等中国聋哑人剧团正式成立，他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来承担，他仍然不能推卸。   
  天气奇热，久旱无雨。他的居室闷得像蒸笼，潮得像浴室。他挥汗如雨，一字一句地写下那难忘的美国之行，倾吐他对自己正在开创的中国聋哑人戏剧事业的挚情……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是原定的汇报日子。他的总结还没有写完。妻子替他打电话给剧协：“能不能推迟几天?下个星期一吧，八月三号，他说可以赶出来!”   
  他在赶这个日子。如果身体稍好一些，他是决不会拖延的，他向来是保质保量并且提前完成任务的。   
  八月一日，星期六，北京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凌晨四点钟，王振泰突然叫醒妻子：“哎，不好……赶快给我喷药!”   
  邻居被惊动了，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   
  车来了，人们七手八脚，要抬他上车却抬不动。一米八二的大个子，女人抬不动!王振泰挣扎着，自己爬上车。   
  急救车发着尖厉的呼啸，直奔医院。车过北海，王振泰觉得自己好一些了，嚷着要回去，他的总结还没写完，后天就要汇报!妻子不听他的了，决不能听了，车子继续向医院疾驰……   
  急诊室。值班大夫看了看王振泰：“去做个心电图吧!”   
  妻子搀扶着他，一步一步踏着楼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却没有人。“大夫!护士!”妻子急切地呼叫，四处寻找。护士来了。“交钱去!”   
  妻子犹犹豫豫地接过交款单，心里说：晚交一会儿我也不会坑你，就不能先做吗?救人要紧!但是，她不敢说，也不敢违抗，还是去了。   
  等她交了钱回来，她的丈夫竟已离开了人间!就在她交钱的那会儿工夫，就在王振泰躺到心电图仪旁的一刹那，他的生命突然结束了，连病也没来得及治，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中国聋人戏剧的创始人，匆匆离去了，终年四十八岁!   
  当天晚上，北京城下了一场人们盼望已久的透雨，而他却没有享受到酷热过后的清凉。   
  大雨如注，他留下的陋室又漏水了，破瓦垂泪，颓壁留痕，似在埋怨它们的主人为什么不来修理?他不来了，永远也不再为这蜗居多年的栖身之所补砖抹泥了。   
  王振泰猝死的噩耗使远在美国的大卫?海斯悲痛万分，他在唁信中号哭：“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王振泰生前并没有得到这样崇高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位异域知音、一位洋“伯乐”的由衷赞语，恐怕也不为过誉吧?   
  洋“伯乐”也是伯乐，中国的“千里马”走向世界，并不拒绝洋人的慧眼相识。但是，中国的“伯乐”干什么去了呢?中国的“黑泽明”、“高仓健”，中国的“邦达尔丘克”，中国的“格里高里?派克”、“嘉宝”、“英格丽?褒曼”……等待他们去发现，不要等到一个个都死了再去评头品足!   
  “墙里开花墙外香”。王振泰的艺术之花、生命之花开得灿烂夺目、香远益清，却又开得太迟、太短、太难，这大概是在“墙外”的大卫?海斯所难以理解的，他根本不知道王振泰在“墙里”所经受的艰难困苦!   
  等到“墙外”的清香反馈到“墙里”，中国已经没有王振泰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根据死者生前的愿望，追认王振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儿子，虽然死后才被母亲承认，总算也偿还了夙愿!   
  王振泰之死，把戏剧界同行惊呆了!把与他同台演出的伙伴们疼傻了!把他亲手扶植起来的聋哑演员的泪水哭干了!他们不会说话，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王振泰相通的哑语“呼唤”着他：爸爸!他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把他看作重生父母。“中国聋人戏剧之父”，王振泰确也当之无愧。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用人间最美好的语言，向人们讲述这位“父亲”的动人故事……   
  王振泰并不是被整死、气死、冤死的，也不是医疗事故，夺去他的生命的是病魔，因而无“官司”可打。但是，如果他所从事的、受命于祖国的、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聋人戏剧事业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理解和具体帮助，而不是刁难和阻挠，如果有人分担些他肩头的重压，也许不至于为此而丧命。如果他自己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傻”不那么拼命，如果能早点儿主动就医，也许四十八岁并不是寿限。   
  近年来，报刊上常常报道一些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带病坚持工作”，为此，著名社会学家王康教授说：“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贵，但不可取，不宜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话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讳疾忌医”历来是被人嘲笑的，有病不看是愚昧无知，自己“找死”。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年知识分子当中却相当普遍。是他们都“愚昧无知”吗?都愿意“找死”吗?岂不知，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何等繁重，以至于非“带病坚持工作”不可；他们去看病又是何等之难，以至于宁可自己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去排队等候、去遭白眼。卫生部曾在一九八三年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中年知识分子的体检工作。四年过去了，许多单位并未认真落实。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每年一次体检却没有保证。有些单位为了少花钱，只做常规项目的体检；有的体检时只查一个科；有的只管报告体检结果，不关心治疗，以至于一误再误，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自然，我也深知医务工作者的苦闷与艰难，如今在医务界挑大梁的人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排除在工资低微、养老抚幼、工作繁要……的人们行列之外。大夫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和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一样。他们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一代人必须“拼命”!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倒下了，活着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还在继续走下去……   
  冯福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尖子演员，现年四十六岁，已有二十六年艺龄，是王振泰的同龄人和挚友。他的家里有长期瘫痪的老父亲，弟弟患有肝坏死的重病。他背着沉重的家务，还要作剧院的台柱子，哪副担子也不能卸。一九八三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栗子大小的“增浓”，医生说是肿瘤前期。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能“躺倒不干”吗?只能在治疗的同时，照样演戏，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戏就垮了。上场之前，他必须先打一针葡萄糖；幕间十分钟仅够换服装的时间，一边换装，一边往嘴里塞仁丹；演出中间支撑不住，就对着侧幕喊：“赶紧给我一碗凉水!”   
  他曾经晕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怎样的“即兴表演”啊!振泰抱着他、扶着他，说着临时编造的“台词”。把他拉到台后，观众竟看不出一丝破绽，还为他们的表演“真实动人”而鼓掌呢!振泰救过他，他也救过振泰，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还在沿着振泰走过的路往前闯。“我们青艺的同龄人，已经死了七个了，不知哪一天，该轮到我了!”他说，语调似乎很平静，“我现在索性不停了，有戏就演，有活儿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现年三十八岁，青艺的主要女演员，一九七九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艺，半道儿接了《权与法》，之后一直没有间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钥匙》、《街上流行红裙子》、《风雨故人来》、《不知秋思在谁家》、《红茵蓝马》，还拍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和电视剧《故土》，短短的艺龄达到了惊人的饱和程度。她的观众也许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资至今刚刚长到八十九元；为了保证她的演出，从母亲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尽着她，她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做母亲的人，从孩子口中夺食，又是什么滋味儿!观众只听说某某“歌星”发财了，某某“影星”阔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坚守在严肃的艺术创作岗位上的话剧演员生活的窘迫，人们戏称他们为“艺丐!”   
  徐雷并不羡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个，我给钱!”“再扭一扭，我给钱!”那是艺术吗?那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人格的拍卖!她挚爱自己的事业，辛勤地耕耘着艺术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