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奸不妃

《周易&ａｍp；#8226；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我们的古人是早就考察了人类居住条件的演变过程的。这从一些汉字的形体和意义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说文》上说：
  穴，土室也。
  窨，地室也。
  ＊[上穴下怱](窗)，通孔也。
  窮，极也。
  窘，迫也。
  说穴为土室，窨为地室，当是古代生活和语言的遗留。现在北方还有“地窨子”(地下室)的说法，而穴已经变为孔、洞的泛称，看不出古人穴居的痕迹了，需借《说文》以明字的古义和古人居住的情况。窗(＊[上穴下忽])字从穴，说明建筑上的这一设施是由穴居时代就有的：在穴壁上开孔即为窗。窮(今简化为穷)，穴下一个“躬”字，躬即身体。这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即窮字既从躬得声，又表示一个人进入穴室中。穴室只有一个出入口，人一直往里走是没有“出路”的，也就是走到了尽头、顶点。古代穷与达相对，达即通达，畅行无阻，然则穷的本义即无路可走。窘迫的窘也从穴，也是因为以人在穴中表示受困的意思。
  地下的挖掘也证明了远古穴居的事实。山顶洞人距离文明社会还很久远，我们不去管它。西安半坡村原始社会遗址则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这个遗址中的房屋有两种：方形的多为浅穴，深五十至八十厘米。穴的四周紧密地排列木柱，并从外面敷上草或草泥以形成墙壁。其他地方发现的浅穴式房屋，也是从地面下挖一米左右。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半地穴式的房屋中央(有的略靠近门口)都有一个灶坑，这个坑当然也是穴，因此灶字古写作竈、竈，也从穴。在半坡村也发现了建在地面上的房屋遗址，墙壁也是用排木敷以草、泥而成。随后，大约在商代，已经大量使用版筑的方法立墙，当然，半穴式的房屋仍然存在，但大概只是奴隶的住所：墙壁厚实而又全在地上的房子总比浅穴舒服。
  所谓版筑，现在叫干打垒。其筑法是：先在地上立两行木柱，柱里放板，两行木板之间填以黄土，用夯一层层夯实，然后撤去板、柱。《孟子&ａｍp；#8226；告子下》：“傅说(yu&#232；，悦)举于版筑之间。”傅说是殷高宗武丁的名相，据说当初他曾在傅岩为人筑墙，后来被武丁发现起用。这件事，在《墨子&ａｍp；#8226；尚贤》等处也有记载，结合商代遗址的挖掘情况考察，说武丁时已有版筑，是可信的。《说文》：“栽，筑墙长版也。”“牏(y&#250；，于)，筑墙短版也。”所谓长版，即墙两边的版，因为墙长，宜用长版；短版，即墙两头的版，宜短。单是墙版名称就已分得这样细，可见版筑一业是很发达的。
  夯土、版筑的出现是古代建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种技术不但可以提供坚固、保温防暑的房屋，而且可以就地取材，施工方便迅速。版筑后来也应用于筑城墙、修堤坝，而且经久不废，从殷商一直沿用至今。在制砖技术未被广泛应用的时代，即使是最高统治者的住房也要用版筑。《左传&ａｍp；#8226；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真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晋灵公所雕的，即版筑的土墙，在当时已是极为奢侈的举动，因此作为其“不君”的三个罪状之一，与戏弄坑害百姓(一说大臣)、草菅人命并列。旧题汉无名氏所撰的《三辅黄图&ａｍp；#8226；咸阳故城》说：“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木即屋柱，土即墙壁。从现代的地下发现看，砖的使用到汉代才较普遍，秦始皇宫室之墙以土夯成再涂以颜色是可能的。
  往墙上涂抹白灰使之光滑洁净并防雨水冲刷的破坏，在古代叫“圬”(wū，污。又写作朽)。《左传&ａｍp；#8226；襄公三十一年》：“圬人以时螟(ｍ&#236；，密。涂抹)馆宫室。”《论语&ａｍp；#8226；公冶长》：“朽木不可雕也，粪土(脏土)之墙不可朽也。”脏土缺乏黏性，筑墙不牢，墙面既不平整又难附着涂料，所以说不可朽，且与朽木并列。
  自从居室从浅穴演进为地面建筑后，便又相应地产生了一批反映这种新型居住条件的文字，例如室、家、宅、宗、安等。这些字都从宀，在古文字里作＊，正是版筑房屋的正面或侧面的形象。
  2．城市布局
  春秋时期以前的城市，是周天子和诸侯们居住和统治全国的中心，城市里的手工业主要是为君王贵族服务，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因此城市的规模比较小。《周礼&ａｍp；#8226；考工记&ａｍp；#8226；匠人》：“匠人营(测量、建造)国(京城)方九里，旁三门。”方九里，指城的每边九里，即九里的平方。据说当时以五步为三丈（双足各跨一次为一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计一里为三百六十步，则古里小于今。《左传&ａｍp；#8226；隐公元年》：“都城(诸侯下属的城市)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诸侯国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一雉为三丈长、一丈高，这里说的百雉，只着眼于长度。百雉为三百丈，既然是三分国都之一，则国都每边应为九百丈，五里。如果《考工记》和《左传》的记载可靠，估算起来，周天子的京城约相当于北京的皇城，诸侯(例如郑国)的国都则略大于故宫。
  到战国时期，城市日趋繁荣，面积扩大，例如《史记&ａｍp；#8226；苏秦列传》上说齐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七万户的人口总有三十多万了，其城的规模可以约略想见。又如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城址为两个方形的不规则结合，东西约八千三百米，南北约四千米，与明清两代北京的内城略同。
  从已发现的战国诸国的城市遗址看，城的四周都有夯土筑成的城墙，有的还有通贯全城的中心街道和与之垂直的若干小街，说明当时的城市已经开始有较为统一整齐的规划了。
  汉代首都长安，由于先建宫殿后筑城墙，也由于地势南高北低临近渭水，因此城墙的形状不规则，历史上有名的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角，长乐宫位于东南角。长乐宫先成，为汉代最初政治活动的中心。《史记&ａｍp；#8226；叔孙通列传》：“汉七年(即高祖称王的第七年，称帝后的第三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汉代以十月为岁首，参见第二编)。”又《史记&ａｍp；#8226；高祖本纪》：“八年……萧丞相(萧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阙：这里指大门，详下)，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甚壮，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重威”是壮其宫阙的目的之一，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为统治者的建筑原则。未央宫虽成，但刘邦在位时却仍在长乐宫居住、理事。例如《淮阴侯列传》载吕后要杀韩信，便与萧何设计，“诈令人从上所(皇帝那里，指刘邦平定陈豨叛乱的前线)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d&#224；i，代。骗)信曰：‘虽疾(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而刘邦最后也死在长乐宫中。及至惠帝，七年后就是在未央宫死去的了。《文帝本纪》：“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文帝为代王时在长安的官邸)。皇帝即日夕人未央宫。”大约从惠、文之际，宫廷的活动中心即转至未央宫。
  汉代的长安，确立了首都以宫城为主体的规划思想，这一原则一直为历代帝王所遵守，但各个朝代又都有所改变、发展。例如西汉宫掖全在长安城的南部；东汉建都洛阳，则城的中心建南北二宫；曹魏经营邺城(在今河南安阳东北)，以一条大道东西横贯全城，宫城建于大道之北；隋唐的国都建在汉长安城的东南方，全城成规则的长方形，宫城设于城的北部中央，宫城以南又建皇城，以后又在城外东北方建大明宫，城东建庆兴宫；北宋的都城是汴梁(今开封市)，城有三重，城墙内有内城，宫城设于内城的中央，这样一个格局也为后来明清两代所沿用(内城则改称皇城)。
  历代帝王除了注意宫城的规划建筑外，同时也逐渐注意到平民住宅区、商业区和街道的规划布局。
  汉代的长安城里还有九府、三庙、九市、一百六十闾里，但却分布在城南北部的几个宫城周围，可以说，这时帝王与平民是“杂居”的。东汉的洛阳被宫城一分为二，东西往来不便。邺城则有所改进，城的北半部为贵族区，宫城西边为禁苑、仓库、马厩，东边为王族居住区和官署；城的南半部为居民住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