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说实在话，昆明街上走过这样一位姑娘，也是会引人注目的！
很多战士在忙乎张贴大红喜字，我们则在新人的洞房内采访他们的恋爱经过。
可惜，那位姑娘怕羞，很少说话。
我负伤后，五天后才恢复知觉，已经住在昆明的医院里，后来又到西安、上海整容。
1986年8月，我回了一趟家---云南蒙自芷村乡。我知道自己丑，怕见人，在村外林子里等到夜黑才进村的。
父母见到我的样子很伤心，想哭又不敢哭，怕我多心。其实他们那个样子还不如哭出来我心里轻松些！
我四弟兄，两姊妹，父亲是个风湿残废人，我是老大，家里指望我当顶梁柱，哪能不伤心？
我安慰他们：我不过变了点相，手脚还是好的。其实我背部还有几处伤，天阴闷热时有点疼。
她叫李丽琴，我们从小在一块，小学中学是同学。我当兵后，她先给我写的信，我也给她回过信，说的都是一般的话。她说家乡生活好了，我就说我们连队的光荣历史，我对她有好感，但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她家富，她父亲是乡长，不可能……
我们问李丽琴：“你先给小杨来信是为什么？”
她答：“问他呀！”
问：“你给小杨写信有那方面的意思么？”
答：“没有。小时候我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父母不会写字，而我想，他一定想知道家乡情况，就经常给他写信。
我负伤住院时，又收到她的来信。她是在我家要到的地址。信上只说，全村人都关心我，要我好好养伤，最后说，全村还只你一个功臣，我向你敬礼。
我问：“小李，你这时候有点什么意思了吧？“她笑而不答。
我到家后，最怕的是见她。我想过，我没在信上给她说我安了假鼻子假眼，原来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现在就更配不上了，她也从来没表示过啥，有什么必要说那些呢？
她来了，我戴了口罩、墨镜见她，很客气也很冷谈地对她说：“谢谢你的关心，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不愿意见别人，因为我太丑了，连我自己都害怕照镜子。”
她又来了，是串通了我妹妹在我睡觉时来的，到过我的床前，妹妹说，她是哭着走的。我听了很火，骂了我妹妹，也骂了她。后来，奇 -書∧ 網她叫我妹妹拿来了她的日记，那上边写着：“他自己说他很丑，我觉得，他还象过去那么漂亮，甚至比过去还漂亮。
我问：“李丽琴，是这样写的么？”
她大大方方地回答：“是这样写的。我真的不认为他变丑了。”
问：“为什么你觉得他更漂亮了？”
答：“不知道。”
日记里还说，可惜他不如过去活泼了！
我怎么能活泼得起来？我也不因看到她的日记高兴。我决定，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而且从此躲开她，远远地躲开。
假期还长，我想出去走走。那天清早我在乡场上等去蒙自的车，她也来了。上了车，她对我说：“你给我买张票”。我问：“你去哪？”她说：“你去哪我去哪。”
我心里咚咚跳。我知道我长期梦想的，盼望的，但又认为是不可能得到的幸福已来到眼前。
在部队几年，我心里时刻有她的影子，受表扬受批评时我想到她，看到一对对亲热的情侣想到她，看到人家两口子打架也想到她，我总把她和我的未来连在一起，又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不可能才叫我老是想，而且想得厉害，想得有滋味的。大概这就叫幻想，叫做追求吧！
但这个时候我很冷静。自从看了她的日记后，我就细细思量过了，我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伤残躯体，什么的未来在等待我？我怎么能把她和我的痛苦、贫穷、漫长黑夜拴在一起呢？
我决心推开她，躲开她。
在蒙自下了车，我对她说：“你去忙吧，我要再买到开远去的票，给部队办事。”
她不假思考地说：“那我也去开远！”
“你干什么去？”
“你管不着！我自己有钱买票！”
我以为她是斗气的话。等我真买了去开远的票，她也真买了。
我们又到了开远。我先问：“你到哪？”
她也问：“你到哪？”
我说：“我哪也不到！”
她：“我也哪不到！”
我再也不忍心推开她了，何况是在这陌生的城市。
我带她去馆子里吃了顿好的，然后来到怒江公园，在一个僻静处，我们摊牌了。
“李丽琴，你是不是真有哪意思？”
“啥意思？”
“和我好。”
“你自己看！”
“我看？我看你是逗着我玩的。”
她哭起来了，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只好说：“我是早想过和你好啦，只是我哪方面都不行，现在我……”
“我都看到了，我愿意！”
“你这是自找苦头，你会后悔的。”
“决不！”
我们问：“李丽琴，你为什么下这大决心？”
她不回答。
我又问：在学校，老师讲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吧？你爱他，是不是你……
“才不是哩，我可不图这光荣，我懂事后，就自己定下了。”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欢迎首长们参加！
 
《战争，让女人走开》之后
---戴钱鑫（团政治处主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和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主要情节很相似，但它毕竟不是电影，而是一个不曾看过这电影的人讲述的真实故事……
老山战前，我爱人来电报，要来部队探望。当时部队战备训练很紧张，但还未接到作战命令。我们已两年不见，孩子生下才一个月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两岁多，听说什么都会说，还会讲故事，唱歌了，我当然很很想念他们。回电说：“要来，就尽快动身。”
估计她要到达时，我们突然接到去远地演习的命令。营长外出，我作为教导员不能不去，只好把到火车站接家属的事托给了通讯员。
几天后我演习回来，已是晚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可能已经来了，来不及拍打一下满身的尘土，卸下武器装备，兴冲冲、急忙忙奔向我的宿舍。想到我将要高高举起她在信上一直夸奖长得漂亮、而我一直想象不出是什么模样的儿子，我的心猛烈地撞击着喉部，也顾不得同志们在我背后大声取笑了。
但我的铁宿舍窗口是黑的，门上依然一把大锁。通讯员说，他连续三天去接站，都没见有带孩子的妇女下车。我想，也好，我终于没有耽误接站的时间，免得落下埋怨。
火车到县城车站是凌晨三时。我很疲劳了，怕睡过头，从炊事班借了小闹钟来。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往车站走，在那里坐着等。火车按时到达，但没有他们母子。又连续三个晚上都如此，那三天我坐立不安，反复看她的来电，猜度她可能在途中遇到的不测，似乎肯定了她在车上又发作了头痛病。我决定，再等一趟车不来，我就上昆明，请铁路局查找从上海来的一位带着孩子的中途病倒下车的女客。
第四天晚上，终于把他们接到了！一下子，我的疲劳、焦虑都飞了九天之外。
她带了四个大提包，其中两包是中草药。她是请了长假安心到我这来养病的。
我什么也顾不得问，抱起孩子就亲。他叫我叔叔。她敲了他一下。
她为什么晚上几天才到？上海正下大雪，她为买集那两提包药材晚了几天，到昆明，由于行李超重，遭罚款，又误了一趟车。
就在他们到来的第二天，团里开会传达了作战命令，限令家属按期离开。
我不忍心立刻告诉她。她正兴致勃勃收拾这个家，砌灶台，修门窗，一副长住久安的架势。
这时候，战备训练更紧张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照顾他们母子。她叫我买些肉来作腌腊、香肠，我没买，她叫我找药罐，我忘了，她说孩子流鼻涕，叫我带去看看，我把他交给了通讯员……我这时心里想的不能不只有我这个营怎么完成训练科目，因为这是关系我们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关系到每个参训的人能不能完完整整回来的大问题。妻子已经开始埋怨我了，但没等她发作，她已经从家属们那里听到了风声，也看到了我们发的绑腿、救急包、光荣弹。
我只有如实告诉她：你和孩子必须在春节前离开。
第二天，我照样去出早操。回来，她还躺在床。我喊她，她说她的病发了。我以为她是怄气，还逗她，把她抱起来。她喊：不要动我，不要……接着是一阵翻肠倒肚的呕吐！我心里叫苦不迭：她是真的犯病了！
团里又叫开会，我只好请假，到卫生队请来医生，医生又报告团，团里领导说：她这是特殊情况，不要走了，留在部队治疗。
人们走后，我问她：你真的不能动么？她没有答话，只有一声声委屈的恸哭。
我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就学会了抽烟，抽得很凶，后来戒了，戒得很彻底。当天，我又叫通讯员买了烟来，破戒了。她听见我在门外划火柴，喊我进去，抓过我的手，闻了闻，哭着说：你不要难过，我走，我心甘情愿走，我全明白了，不埋怨你……
我决定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到昆明，又打电话托昆明的朋友买一张到上海的卧铺票。
团长张又侠知道了，说：无论如何不行，路上出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特殊，再说把她留在营房，不如送回上海老家放心，也免使她常受前线消息的惊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