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回忆录

即使夏子能来，我们俩在大街上相遇，相互都认不出来了。至于我幻想到她可能写一封信来……噢，我又是个傻孩子了，夏子从来不知道我们的艺妓馆姓仁田呀！即使她想写信也写不了，--除非她请田中先生帮忙，可她又决不会去找田中先生。
  苦难就像一股强风。不单单是拉住我们不让我们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去，而且还把我们不该拆开的东西硬拆开。举例来说，岚山先生的女儿，丈夫在战争中死去了，她全身心投入两件事情：照顾好小孩，为士兵缝制降落伞。她的生活再无别的目的。她一天天消瘦下来，你能明白她的每一克肉是到哪里去了。战争结束时，她紧紧抓住她的孩子，就像抓住悬崖的边缘，否则就要落入万丈深渊。
  我是从苦难中长大的，我知道我应当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某些事情。虽然我衣着华丽，舞姿完美，谈吐清新，但我的生活并不复杂，简单得就像一块石头落到地上。十年来，我生活的整个目的是要赢得主席的青睐。日复一日，我瞧着制衣间下面加茂河浅水处的流水轻轻地流过。有时我扔下一些花瓣或一根稻草到水面上去，知道它在流入大海以前会经过大阪。我想象主席也许坐在办公桌前往窗外瞧一眼，瞧见了花瓣或稻草，也许就想到了我。但我很快又有了一个困惑的想法。主席也许会看到，虽然我怀疑他会不会看到，但即使他看到，花瓣可能引起他想到几百件人与事，而其中并不包括我。他对我很好，这是事实，他是个好人。但他从来不提到曾经认识我就是那个他曾安慰过的小姑娘，也不提到他知道我关心他、想念他。
  有一天，我感悟到，比我也许永远不能再同夏子团聚更使我痛苦的是，可能直到我走到人生道路的尽头时，主席仍然不会给我以特殊的关怀。第二天，我仔细翻看皇历，想查出预示说明我的一生不至于毫无目的地匆匆走过。我没能找出预示，感觉沮丧，连岚山先生也看出来了。他派我去一家干货店买针，离家有半小时的路程。回来的路上，太阳快要落山，我几乎撞上了一辆军车。这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第二天早上我才注意到皇历上有这样的警告说往"鼠宫"方向行进不吉，而干货店正好在这个方向。我注意寻找有关主席的征兆，但未发现。从这次经验我明白了集中注意力在历书上没有的事物的危险。会不会直到了生命的尽头，才发现我日夜盼望的男人根本不会到我身边呢？我囫囵吞枣地吃下去不少东西并未细细品尝它的滋味，应当好好欣赏的周围风景也视若罔闻，一心只想到主席，而自己的生命已经在悄悄溜走，那岂不是太可惜？然而，我把思绪从他那里拉回来，我又将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像一名舞蹈家，从小学起，学成专家，但从没有上台表演的机会。
  1945年8月，战争结束了。许多当时生活在日本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这是经过长长黑夜之后最明亮的时刻。我们的国家不单单是被打败了，而是被毁灭了--我不仅仅是指大轰炸造成的可怕后果。当你的国家输掉了一场战争，外国军队流水般涌人，你一定会感觉到你仿佛被双手捆绑到刑场双膝跪下，只等刀剑砍下。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从未听见过笑声--除了条太郎，他什么事都不懂。而当条太郎大笑的时候，他外公总要挥挥手制止他笑。我观察到从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都有一种严肃的神情，他们在儿童时代笑得太少了。
  1946年春天，大家认识到必须从承认失败中去找生活。有一些人相信日本有朝一日还会复兴。所有有关美国大兵强奸杀人的故事纯属谣传。事实上，我们逐渐发现，总的来说，美国人对我们还是挺和气的。一天，一个派遣小姐坐着军车来到我们这个地区。我同几位邻居妇女站在街上瞧他们。我在祗园的多年经历使我养成一个习惯，以为自己是一个特殊世界的居民，同其他女人是分隔开来的。而事实上，我被分隔开来的结果是我根本不了解妇女--甚至包括我伺候过的男人的妻子--有怎样的一种生活。此刻，我穿着一条打补丁裤子，头发简单地束起来披在肩上，因为没有燃料已经好几天没洗澡。在美国士兵的眼里，我同周围的妇女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想想也的确如此。没有了叶子，没有了树皮，没有了树根，还能把自己称作一棵树吗？"我是一个农民"，我对自己这么说，"再也不是一名艺妓了。"瞧瞧一双满是老茧的粗糙的手，真要把自己也吓一大跳。为了把自己的注意力挪开，我又去瞧一车车的美国兵从我们身旁过去。这些用如此可怕的炸弹来轰炸我们的城市的美国兵，难道不该令我们痛恨吗？现在，他们驶过一个个街区，把糖果一把把地抛给街上的儿童们。
  投降后一年，岚山先生又被准许重新开始制作和服了。我只会穿和服，根本不懂做和服。所以我的任务是在制衣间附属小房的地下室侍弄几只染缸，在颜料开锅时，用棍去搅和。这件事挺可怕，因为我们分配不到燃料，只有"泰东"--煤末同沥青拌起来的东西，你没法想象这种东西燃烧起来发出的气味。过了些时候，岚山先生的妻子教我怎样去搜集适用的树叶、树皮、树干来代替"泰东"，把染料煮开，看来算是有了改进。也许可以说是改进，但只有一样：不知是哪种东西--我从未明白--有一种奇特的作用使我的皮肤脱落。我曾用最好的面霜保养起来的舞蹈家的细嫩双手现在就像洋葱那样一层层地脱皮，而且被染料染上了各种斑渍。在这个期间，--也许是因为孤独的原故--我同一个姓井上的年轻的榻榻米制作人有一段短暂的罗曼史。他很英俊，皮肤细腻，眉毛弯弯的，还有一双完美的嘴唇，在几个星期中，我常常溜进制衣间搭出来的附属小房，让他进来。我还没有发现自己这双手多么油垢；直到有一晚染缸下的火烧得正旺，室内比较明亮，井上看到了我的双手就不许我用手去触摸他了。
  为了使我的皮肤减轻些痛苦，夏天，岚山先生分配给我任务让我去收集"蜘蛛花"，这种花压成汁可以用作染料来染丝绸；它们多在雨季里生长在池塘和湖泊边上。我以为采集花朵是一桩轻松愉快的任务，因此在七月的一天清晨，我带上帆布背包便出发，本想享受一个干燥凉快的好大气。但不久就发现这种生长在日本西部的蜘蛛花聪明得像魔鬼。它们同每一种昆虫都结成同盟。等我摘了一把蜘蛛花，就有若干分队的扁虱与蚊虫前来袭击我；更糟糕的是，一次我踩上了一只暗藏的青蛙。在过了采集花朵的悲惨的一周后，我以为把它们压榨出汁来该是轻松得多了。但不知你有没有闻过蜘蛛花汁的味道……唉，我真高兴这个星期结束后可以回去煮染料了。
  在那些岁月里，我工作非常勤奋，但晚上上了床就想起祗园。投降后数月，日本的各个艺妓区陆续恢复，但在妈妈召唤我以前，我不能自作主张地回去，妈妈靠卖给美国士兵和服、艺术品、日本剑，生活过得很富裕。当时，她同姑姑仍住在京都西郊的一个小农庄，在那里开了一家商店，我继续同岚山一家住在一起。
  祗园离此只有几公里，也许你以为我会常到那儿去看看的。然而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只回去过一次。那是春天的一个下午，大约战争结束后一年，我从"上京县医院"给条太郎取药回来，找沿着瓦场街走到茂生桥，过了桥，进入祗园。我吃惊地见到一家一家都挤住在河边上，生活十分贫困。
  在祗园我认出了几位艺妓，她们自然没有认出我来。我没有跟她们讲话，就像个外地人偶尔来看看。我简直见不到祗园的原貌了，只存在于我鬼魂似的回忆之中。我沿着白川溪岸边行走时，想起真美羽曾同我在这里走了好几个下午。附近就是那条石凳，那天夜里南瓜同我曾坐在这里，手里端着两碗面条，我请她帮我忙。不远处就是那条小巷，伸江曾在那里责备我让将军当了我的老爷。从这里又走过半个街区的茂生街的拐角处，在那里我曾让那个送盒饭的小伙子扔掉了他的托盘。在所有这些地点，我觉得就像是舞蹈结束后长久地默默地站在舞台上，空旷的戏院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像被厚厚的大雪埋住了一样。我去到我们的艺妓馆，久久地凝望着大门上的大铁锁。从前我被锁在里面，盼望着出来。如今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发现自己被关在门外，又想着重新进去。当然，我已是个成年妇女，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出祗园，永不回来。
  十一月的一个严寒的下午，战争结束三年了，我正在小屋内染缸旁烘着手，岚山夫人进来说有人找我。我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访者不是什么邻居家的哪位妇女。但当我上了楼梯，见到是伸江时，你可以想象我是如何惊讶！他同岚山先生坐在制衣间内，捧着一把空茶壶像是他们已经交谈好一阵子了。岚山先生一见我就站了起来。
  "我有些活要在隔壁房间里做，伸江先生，"他说，"您二位留下谈谈。我真高兴您来看我们。"
  "别装傻了，岚山，"伸江回答他，"我来只是为了见小百合。"
  我心想伸江这么说话真无礼，一点也不好笑，可是岚山先生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走出房间随手带上了门。
  "我以为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说，"可是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伸江先生还同从前一样精神。"
  "我永远不会变，"他说，"可是我来这里不是闲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