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师大结局

最为精彩的莫过于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中嬉笑怒骂，其讽刺挖苦之深，令梁实秋不堪其辱。自称“我不生气”的梁实秋当时执教于国立青岛大学，在青岛的那天上午，他正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地向学生讲授他的论战观点时，忽然，一位学生夹着一卷杂志，神情颇为不安地叫住了他。    
      梁实秋不明就里，正为学生打断他的授课而愠怒时，那位学生将《拓荒者》上载有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递给了他。梁实秋急忙在教台上踱着步细细阅读起来。渐渐地，他铁青着脸，继而脸红筋涨，浑身不住地颤抖，他愤愤地将那篇文章往桌上一掷，口中喃喃自语:“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这对于素以清新洒脱、温文尔雅的形象而立世的梁实秋而言，如此的情绪激动在其人生中是并不多见的。鲁迅自然是不亦快哉!    
      据知情者回忆，这是鲁迅参加左联后以最愉快的心情打下的最漂亮的一仗。    
      晚年，梁实秋在台湾提及他与鲁迅的这场论战，倒是显得心平气和，他说:“鲁迅的杂文肯定是一流的，但他多了几分意气，似嫌少了些平复与宽容。”    
      杂文毕竟不是闲适雅致的小品文，缺乏了战斗性、缺乏了犀利的刀锋，批评便显露不出。比之时下的许多不咸不淡，论点加事例，四平八稳的所谓杂文，鲁迅当然是一座丰碑，强似了他们千百倍。诚如他在杂文《死》中所说的:“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鲁迅被神化了，凡三十年代与他论战过的人，都被揪出来，清算了一番。如此，文坛巨匠郭沫若亦不能幸免。    
      这场当年上海滩上的“文笔官司”同样是充满了戏剧性。1927年，国民党清党分共，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开始重新寻找新的精神起点。一些早期的文艺团体，在血雨腥风中擦亮了眼睛，渐渐转向革命。如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他们以文人的浪漫和青年人的率真，树立起使命意识，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清算。    
      华山论剑。他们居然选定了鲁迅，群起围攻，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    
      这其中，以郭沫若表现最甚。他在《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是“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这种带有人身攻击的文字，开创了20世纪批判文章的先河。    
      鲁迅对这篇文章很有感慨，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不过，饶有兴味的是，郭沫若当时用的是“杜荃”的笔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为此惹来了不小的麻烦。1968年春，上海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查找30年代曾参与攻击并与鲁迅论战的人。他们找出了化名“狄克”的张春桥，顺带也找出了“杜荃”的文章，其时，鲁迅已被请上了神坛，任何对之过侮的言行都被视为是大逆不道的。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居然敢恶毒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法西斯蒂”，那还了得?红卫兵一面贴出大字报，写出辩论文章，对该文万炮齐轰，一面四处查找“杜荃”其人。    
      郭沫若这时的处境本就不妙，与毛泽东的诗友关系已不复存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费尽心机，终于打探到杜荃便是郭沫若无疑，他们如获至宝，积极串联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准备对郭沫若进行揪斗。    
      郭沫若一时陷入困境。他将这段30年代的笔墨官司中的是非曲直，宏篇大论地写出来，主动交到中国科学院，并反复借用鲁迅生前对自己的评价。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跟郭沫若虽然曾以笔墨相讥，但因为大目标相同，并不日夜记着个人之间的恩怨。”后来，周总理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在他的亲自过问下，郭沫若方才涉险过关。    
      鲁迅生前，在他批判论战过的对手中，有一位名叫徐志摩的“新潮诗人”，面对鲁迅的恢宏气势与排山倒海般的咄咄逼人，颇具小资情调的徐志摩几番论战下来，不堪招架。无奈之下，他亲自致书周作人，希望与鲁迅和解，并请他代言，他已领教鲁迅的千古文章。    
      文章发出，立时在知识界中传为笑谈，因为鲁迅兄弟早已失和，这场文笔官司岂是周作人所能化解得了的?    
    
文学巨匠-鲁迅死因之谜
    偶感风寒，鲁迅困卧病榻;获知鲁迅去日无多，周作人表情漠然;日本医生断言鲁迅死于心力衰竭，后人充满疑惑    
      这一天是个颇为特别的日子。    
      1936年3月2日，鲁迅到一间阴冷的藏书室里去找书，折腾劳累中出了汗，出得门来，经风一吹，不想受了风寒，当天晚上便剧烈地气喘起来，接着就病倒了，病势较以往甚是严重。本来，鲁迅年轻时身体是不错的，漂泊天涯，极少患病用药。但不知怎的，后来患上了胃病，食欲不好，痛得彻夜不安，身体便垮了下来。尤为致命的是，鲁迅从事绞尽脑汁的文字工作，案牍劳神自不必说，他的生活也没什么规律，晚起晚睡，生物钟被打乱了，香烟须臾不能离手。为此，许广平曾忧心忡忡地劝他把烟戒了，鲁迅每到这时，总是摆摆手，安慰她道:“不碍事的，我抽的是进口烟，没吸入肺部。”    
      实际上，香烟对他健康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到后来，他患上了肺病，稍感风寒，便会引来剧烈的咳喘。这一次，他病倒后，终日靠在卧室的躺椅上，静静地闭着眼，可是喘气的声音几乎穿透屋宇，像铁匠铺的风箱一样“吭哧”、“吭哧”地响个不停，来人还没进屋，在楼梯边便能清晰可闻。进屋一看，鲁迅的鼻子和胡须都喘得扇动着，胸脯则痛苦地起伏，差不多永不离手的纸烟，也放弃了。    
      进入6月以后，他的状况更令人担忧。对此，鲁迅在日记中记述说:“日渐委顿，终致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况。    
      在鲁迅病中，不少友人和学生对他的病情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史沫特莱、宋庆龄、冯雪峰、茅盾等，都一面前来探病，一面为他推荐医生。    
      与此同时，鲁迅与周作人在学术界的不少朋友得知鲁迅的现状后，都滋生了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冀能借此机会促成这对叱咤文坛的兄弟言归于好。    
      杰出的教育家、思想理论界的巨子，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此时已同样步入了人生多病的晚秋，他在闻知鲁迅困卧病榻的消息后，曾蹒跚着步履前来探望，随后，他又让一名北大的学生，专程前往八道湾胡同向周作人传递这个信息。    
      周作人一副苦行僧的姿态，手持一紫砂陶壶，听这位青年学生谈完鲁迅的病情，转达蔡元培先生的意见，自始至终，他半眯着眼，除了偶尔啜饮着几口浓茶水外，不插话，不提问，不发一言，表情漠然。来者只得嗟叹而返。    
      10月19日，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一面旗帜的鲁迅终因肺病不治，溘然长逝。    
      关于其生病及死因，历来有很多追忆与叙述。惟有其独子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首度打破沉默，质疑“鲁迅之死”的背后有一些解不开的疑团。鲁迅临去世前，肺病确已很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特意请来了一位美国的肺病专家，给鲁迅会诊。这位邓姓医生在仔细检查后，表现得颇为乐观，他的论断是结核性肋膜炎。病人的肋膜里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即大开，病人食欲增加，身体就可恢复抵抗力。以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治疗，凭鲁迅的病况与体质，他完全可以再活10年。如果舍此而用他法，病不过拖延半年，便会不治而死。最后，他建议，可找一位中国医生，由两人商定治疗方案，再由中国医生一手操持，无须他亲自治疗，效果会大好。    
      然而，早年留学日本并曾学医的鲁迅，其专门的医生是一位名叫须腾的日本医生。那个美国医生诊断后，须腾赶了来，岂料他一口否定了对方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鲁迅的病情加重，须腾这才改口承认，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    
      问题是，从医学的角度而言，这类病情连一般医科大学的高年级学生都诊断得出，须腾行医多年，对鲁迅的病情了如指掌，何以会搞错?    
      不幸的是，在许广平与鲁迅三弟周建人对须腾有过某种异议和不满后，曾想换由美国医生治疗，但被鲁迅所拒绝，他仍赞成由须腾为他治疗下去。他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愈往后，鲁迅的病愈加沉重。许广平焦虑不已。按说肺结核在当时称为肺痨，是令穷人只能等死的绝症，但以鲁迅的声望与经济条件，还是可以治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