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师大结局

1908年，他考入清华预备学校，结识了吴宓，两人引为知己，后一同赴美，留学哈佛。二人先后学成归国，再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各自的史学、文学领域内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宗师。    
      对于1961年夏天的这次会面，二人期冀已久。吴宓尚未动身，陈寅恪就按捺不住，一连数次去信，反复告诫对方的赴粤注意事项，甚至连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琐事也一一交代清楚。中山大学闻知吴宓即将来访，校方以官方方式出面，也做好了准备。陈寅恪无论设宴款待还是饮食住宿安排，都布置得得体与妥帖。 吴宓抵达广州，适逢深夜。中山大学派车，陈寅恪的女儿、女婿亲到车站迎接，来不及休息和洗漱，吴宓便直奔陈寅恪家中。此时，已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同样急不可耐，在家中等待着老友的到来。    
      “兄长”吴宓被领进陈家，他抖落一身细雨，大步走上前，一把握住静夜枯坐的老友，忍不住泪如雨下:“这么晚，你还坐待弟来?”    
      “雨僧，”陈寅恪握着吴宓的双手，生怕失去什么似的，“深夜远道，辛苦辛苦!”两个人脸上都淌下了泪，忙相携着坐了下来。这天晚上，“天意”的味道是极浓郁的。连绵不绝的风雨，使感伤的心灵多添了一分忧郁。两人彻夜长谈，12年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如江海般狂泻。临别时，陈寅恪老泪纵横，亲自写了四首绝句，第一首最具“历史感觉”: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执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吴宓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挚友相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场中国人的大劫难开始了。吴宓难逃大劫，西师的造反派把目光聚焦在了这位“奇货可居”的老古董身上，他们很快把吴宓的书、文稿和日记洗劫一空。吴宓大量的日记被各派争抢去当做批斗的活材料，从中找出吴宓的种种“罪名”。据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的日子颇不好过:    
      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弥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姚文元同志”。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猴看。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自此，吴宓的生存状态大为艰难。游街批斗，没日没夜交代问题，写检讨，被当做反动文人的祖师爷，活靶子，其卑微痛苦与无助的生命在无序的状态下遭受到了非人的摧残。即使在这种形态下，他依然固守着传统文人那份独特的精神家园。“文化大革命”期间，某日，西师红卫兵小将押解着一长串牛鬼蛇神，去北碚游街批斗。小将们对着吴宓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抬起头来声明:“我是学术权威，但不是反动的。”有位小将用手使劲按吴宓的颈子，并击打脑袋:“不准顽抗。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吴宓依然抬起头来，并用手抚摸着那位小将的头说:“顽童顽童，莫打脑袋，莫打脑袋。”路边围观的群众哄然大笑，小将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吴宓有一习惯，每天必记日记，几十年不间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抄家劫舍焚烧书籍，吴宓日夜担心日记的安全。吴宓有一位友人的侄子在重庆钢铁公司上班。有一天，那工人来西师玩，知道吴宓的心事后，就说:“吴伯伯不用担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夜里，那工人和他的伙伴开来一辆吉普车，将吴宓的全部日记安全转移到重钢。吴宓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车子开走后，吴宓找来一本练习簿，又习惯性地记下了这一天的日记，将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的经过详尽记录下来。    
      不久，吴宓果被抄家，但造反派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日记。吴宓爱记日记是出了名的，怎么会没有日记呢?一位细心的造反派终于从练习簿上找到了吴宓转移日记的线索。于是造反派拿着吴宓的新日记，按图索骥，杀向重钢，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获回来。吴宓在“牛棚”闻知此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书生本色―吴宓隐入历史
    困卧病床，无人理睬，急公好义，被骗钱财;一声“吴老师”，喊得他热泪盈眶，竟付10元钱酬谢;1978年元月，一代文化大师悄然隐入历史    
      1969年春，因“战备”需要，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被指定迁往重庆市梁平县七里桥的一个国营农场。    
      此时，早被批倒批臭，眼患白内障的吴宓已是75岁高龄，齿摇摇，发苍苍，彻彻底底的一个垂暮老人了。    
      4月19日，他扶着杖，喘息不定，将一份陈词恳切的申请报告递交给了学校的造反派头子，请求以“年老衰弱，不堪奔波”为由，希望“留校劳动改造”。结果，不仅未获批准，还以“偷奸耍滑，逃避改造”的罪名直接遣送去了梁平农场。吴宓被迫去了农场。    
      到住地这天，他在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里刚刚放下铺盖卷，未及坐定，便听得一声断喝:“将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吴宓押上台来。”随即，两个戴着红袖套，魁伟剽悍的大汉猛地一下冲进屋来，不由分说将吴宓按倒在地，然后像拎小鸡一样，将其反剪着双手，提押了出来。    
      两个大汉一溜烟将他放在了门外的坝中。吴宓抬眼一瞅，只见两张木桌重叠起搭成一个示众台，周围已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顿时明白过来，造反派准备将他置之其上，以儆效尤。一阵难堪的羞辱与紧张下，75岁高龄的吴宓不由得双腿哆嗦，肝胆欲裂。说时迟，那时快，造反派头头大模大样走入场中，宣布对“抗拒改造，顽固到底”的老牌反动分子吴宓进行示威批斗。人群骚动起来，几名起哄的群众和那两个大汉七手八脚将他架上桌面。烈日的强光下，吴宓微闭着眼，大脑一片空白，他双腿筛糠似的颤抖着，却怎么也站不稳。突然，“砰”的一声，重叠的木桌连同吴宓一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啊!我好痛!”吴宓蜷缩在地上，抱住左腿，龇牙咧嘴，痛苦地嗷嗷呻吟开来。几位革命群众似嫌不解气，一拥而上，踢上几脚，吐口唾沫，见吴宓已然不能动弹，方才罢手。    
      吴宓抱着腿，倒卧在地上，几乎痛昏过去。就这样，造反派仍不放过他，将已伤腿的老人置于烈日下，暴晒了两个时辰。最后，吴宓被架回了自己那间低矮的工棚。这时，他才知自己的左腿已跌断了。    
      造反派好不气恼，原本带来做反面教材的，这下却断腿成了负担。自此，吴宓虽免去了揪斗示众之罪，却遭受着断腿之痛。每天，他爬出门要几口水喝，要几口饭吃。一次，他困在工棚里，两天得不到水喝、饭吃，他挣扎着起身，拼足最后一丝力气，对着窗外，凄厉地喊道:“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后来的几个月里，在农场，他拖着一条断腿，每天等待的是到开饭时，在向某头头汇报请示后得到几口充饥的粗粮。就这样，“革命”头头仍不放过他。当他断腿稍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脏活儿。农场熬过了两年，到1971年7月，吴宓眼病加重，右眼失明，左眼的白内障也日益加重。    
      农场的“革命”头头，看他跛腿瞎眼，生活难以自理，留着作为批斗对象，也斗不出什么新花样出来，只好让他回重庆。由于生活不能自理，校方出面请了一个保姆。但吴宓此时每月仅有30元生活费，拿什么付保姆费?同事间人人自危，谁还敢自讨罪责帮他。所幸，其胞妹从有限的工资中每月资助20元，加上他老友吴芳吉的长子每月的5元，这样，总算暂时解决了问题。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艰难到近乎人生底线的生存状态下，吴宓依然争公好义，乐于助人。为此，他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一个骗子瞅准了这一点，居然大胆骗上门来。他先是以一位吴宓女学生的名义求助，编造了一套感人至深的谎言，骗得了部分钱财。几天后，这个骗子再次闯进吴宓家，说女学生正在医院动手术，急需用钱。这时，吴宓才有了疑问。    
      其人称其还带有该女生写给吴老师的“求助信”，遂取出朗读起来。吴宓正默听，恰巧保姆进来，瞧见一陌生人在给吴宓念一张无字的白纸，大为惊诧，急密告邻人求助，遂将此骗子扭送至学校保卫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