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下的对峙

两名苏军士兵跑过来抓住一名中国渔民，拳打脚踢起来，接着他们又将他拖到冰窟窿跟前，用力推了下去，当这个渔民爬上来时，两条军犬狂叫着扑到他身上，顿时将他的皮大衣撕成了碎片。
  这时县里拉鱼的汽车开上了岛，有人喊了一声：“都过来装鱼，不要理这些王八犊子!”苏军上尉一听恼羞成怒，哇哇地喊叫起来，随着他的喊声，苏军装甲车呼地冲了过来，当场将中国拉鱼的汽车的前挡板水箱全部撞坏，渔民们一看脸都气歪了，冲上去和这伙强盗论理：
  “这是中国的领土，滚出去1”
  “打倒新沙皇!”
  “赔汽车，包赔我们一切损失!”
  苏军上尉冷笑了一声，命令装甲车朝人群冲去。
  中国渔民面对苏军装甲车，用力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装甲车吼叫着驶了过来，一名青年渔民冲了上去，他倒在车轮下面……紧接着又有人冲了上去……装甲车像发疯的野兽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这是人与兽的搏斗，是正义与邪恶的抗争，中国渔民不惜流血，赤手空拳捍卫国土。
  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上来；没有人后退，更没有人惧怕。
  苏军上尉一看事情闹大了，这样下去血债累累无法收场，忙下令后撤。
  雪地上留下了四名中国渔民的遗体；鲜血在洁白的雪地上份外殷红，格外醒目。仅仅是在几分钟之前，这些中国渔民还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上生活劳动，而现在却死于苏军的车轮之下。
  中苏边界是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最漫长的陆地边界，17世纪以来留下的边界争端一直没有解决。中国作为一个被苏俄无理占去大片疆土的国家，一直在努力寻求合理地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50年代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莫斯科――北京”的歌声中，一切都淹没在友谊的鲜花之中，但是到了60年代，当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边界问题便成了最敏感的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努力通过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中国政府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1963年8月23日，中国政府还向苏联政府提出了锥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六项建议。但是，苏联政府却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什么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妄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
  《中俄北京条约》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1861年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田上划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
  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定之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的。1908年5月8日，沙皇俄国的边界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为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作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同年9月6日，库兹明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又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
  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上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到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联。岛西的江叉也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1964年以来，苏联政府大量增兵中苏边界，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界事件达4189起之多。
  二
  1968年9月，金秋的北京风和日丽，景色宜人。与这景色极不协调的是大街上无论男女老幼，都一律是蓝黑色的服装，正值“文革”之中，着艳丽之服装会被打入资产阶级之列。
  当气候凉爽起来的时候，林彪便从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回到了他原来的住地毛家湾，于是许多见不得人的阴谋便由这儿滋生和策划出来。
  林彪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根燃过的火柴棍，放在鼻子尖上闻来闻去，眼睛半睁半闭，不知在想什么。
  叶群走了进来，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101，他们都来了，让他们进来吧?”
  “叫他们进来吧。”林彪声音嘶哑像是刚刚睡醒。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鱼贯走了进来。
  “坐，你们都坐，你去把门关好。”林彪指着叶群说。叶群知道林彪怕风，再说有些事也怕秘书听到，所以她先拉开门，看看没人，才又关上了。
  “你们都知道了吧，北面的形势吃紧啦，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
  “黄总长，你的意见呢?”林彪瞅了黄永胜一眼。
  “永胜，你就说吧，首长又不是外人，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也可以帮助首长下决心嘛!”叶群说着还冲黄永胜笑了笑。
  “我的看法，大打不可能，小打不可免。”
  “大打对谁都不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小打嘛，可就说不准了!”林彪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永胜，你当了总长，在这个时候，可是重任在肩啁，首长对你们……”
  “你不要乱插嘴!”林彪打断了叶群的话。
  林彪用眼光环视了一下，停在黄永胜身上：“我在主席面前提你当总长，可不是让你去打仗的，只要不是大打，我看谁去指挥都行。”
  黄永胜点了点头。
  1968年3月22日，林彪来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办公室，在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
  林彪向毛泽东汇报了杨成武的五大罪状。
  “我看杨成武不能当代总长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搞宗派主义，搞华北山头……”
  “谁能当这个总长呢?”毛泽东边抽烟边问。
  林彪看了一眼毛泽东，见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便放下心来：“调黄永胜来任代总长或第一副总长。”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黄永胜是秋收暴动武汉警卫团的，我看就不要代了，就当总长吧。”
  林彪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一点黄永胜对林家是感激不尽的。
  林彪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搬掉了杨成武，还有那四个人呢!”
  林彪说的四个人是指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四位德高望重的老帅。
  “还有主席是不是还在提收尾的事?”
  “现在搞到这一步了，收尾怕是不可能吧。”李作鹏说。
  “江青同志也不会同意。”吴法宪又补充了一句。
  林彪所担心的收尾的事，是指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召开了中央小组碰头会，在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之后，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会后，毛泽东指定杨成武陪同开始巡视次江南北。毛泽东到达武汉之后，与一些领导同志又一次说：“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10月20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决定要在1968年的春天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就开“九大”。这一决定与林彪，江青一伙“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越乱越好，越乱越革命”，妄图乱中夺权是截然对立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保持天下大乱的形势，千方百计地破坏毛主席要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布署，加紧制造新的事端。“杨、余、傅事件”便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外出期间，林彪借口杨成武随同外出，管不了军队的事，背着毛主席指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看守小组，让吴法宪当组长，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处理军队一切事务。随后，林彪又与江青合谋，提出成立军委办事组，在中央文革领导之下管理军队，代替军委常委的职权，夺了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权。正当这时，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时对几位老帅做了很高的评价。
  “如果北边打起来；这就是内乱加外患，我看这个尾谁也收不了。”林彪得意地笑了笑：“打仗我是不怕的，小打不一定是坏事。”
  “首长历来能打仗。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就怕真要打大了……”吴法宪有些担心。
  “只要仗一打起来，我们这些人讲话就管用了，九大不是要开了吗，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说完这句话，林彪又闭上眼睛不吭声了。
  叶群笑着走了过来，打开了几瓶汽水：“边喝边说，首长的话讲得已经很明白了，首长是最忠于主席的，可首长这个副主席不一定就是接班人啊，办什么事只有名正才能言顺啊。”
  几个人一听连连点头。
  “九大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首长接班的问题，要在九大上肯定下来。”
  “要写进党章，谁敢反对，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别的可以不写，首长是接班人一定要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