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下的对峙

1961年入伍，1967年到1969年，他带领部队与苏联边防军22次武装挑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曾一人指挥七个不同建制的分队，面对苏军24辆坦克和装甲车的进攻，斗智斗勇，以少胜多。珍宝岛之战后，孙玉国在党的“九大”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在大会上发了言。此后，他很快便被提升到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位置上，由他的提升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叫“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后来，他被“四人帮”一伙利用，犯了政治错误。但是孙玉国在保卫祖国边防的斗争中的功绩，人们仍然是不会忘记的。
  在珍宝岛韵对面是苏联边防军库列比亚克依内和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总站在中国饶河对面的比金，总站的站长是扬辛中校。苏军边防部队晋升条例规定，中校升到上校之后即离开边防总站到内地上任。珍宝岛冲突后苏军边防部队总指挥改为列昂诺夫上校，便是根据条令战时选派高一级军官指挥部队的规定执行的。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苏军是以战时任职的原则对待中苏珍宝岛冲突的。苏军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站长伊万上尉，多次带人到中国的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可谓“劳苦功高”，而且常常是拐着一条腿，歪靠在吉普车上指挥对中国领土的入侵。伊万上尉任职多年，一直到在入侵时被中国军队击毙，也没有升到大尉，这在严格按照条例三年晋一级的苏军中也是少见的。再说伊万拐着一条腿，仍受到使用，并没有被转业，是与他对边境地形的熟知有关系的，所以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拦截和阻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小分队。
  苏联边防总站的人数多达200人，配有坦克、装甲车、小车、汽车等多种车辆，紧急情况下还可动用直升机，在其边防站后方十多公里之内即有专线铁路可直达几百公里之外的哈巴洛夫斯克远东军区司令部。
  中国边防站当时的条件之差，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没有道路，没有汽车，在大雪封山时人员和外界是隔绝的，一切的给养和粮草都是在封山前运进去的。在发生了冲突之后，临时抢修的急造公路，也没能一直修到珍宝岛，临时调来的汽车，部队也没有驾驶员，只好由县反修办公室派来的地方老司机代劳。当时，边防部队的一名参谋得了疾病，有生命危险，请求派直升机抢救的报告，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当即打电话命令空军立刻派飞机抢救，这才挽救了这名参谋的生命。
  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16次之多，而且每次都以比中国边防部队多两三倍的兵力，拦截和殴打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造成多人受伤，为此黑龙江合江军分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给沈阳军区发来了紧急电报，要求增派部队。
  二
  月光把雪地映得一片银白，荒野静谧无声，微风从山林中徐徐刮过，远处传来一阵阵狗叫声，雪地上一辆吉普车在急驶，由于天冷路滑，司机在转弯处，一连踏了几次急刹车，小车差点撞到路边的树上，陆军133师侦察科长马宪则坐在车上。一个劲地催促司机：“快，再快点!”马科长正在397团检查工作；刚刚接到师长刘继昌的电话，叫他立即返回师部，有紧急任务。
  天刚蒙蒙亮，小车开进了师部大院，马宪则跳下车来，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了师司令部作战会议室。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师长刘继昌正在传达军区的一份紧急电报，看到马宪则走进来，他放下手中的电报，对他说：“马科长，师常委刚才已经研究过了，由你带领侦察分队，前往珍宝岛地区，支援那里的边防部队。”
  “请首长下命令吧!”马宪则毫不犹豫地回答。
  刘师长笑了：“嘿，你这个侦察科长，我急，你比我还急!”周围的人一听都笑了。
  师政委李沛章点了点头：“好，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把你那些宝贝尖子都拿出来，别不舍得。”
  副师长刘健提出了师里的安排意见：“以师侦察连为主，三个团侦察排，也全都拉上去，你们受领任务后，马上到省军区报到。”
  刘师长又插了一句：“67师和77师的部队，马上也要上去，我师的侦察分队是打前站的，动作一定要快，而且直接是上第一线，任务很重啊！”
  “边境斗争很复杂，敌人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入侵者，你们一定要严格执行边境对敌斗争政策，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还要有牺牲的思想准备……”李政委最后对马科长又反复进行了交待。
  马科长受领了任务之后，立刻赶到了师幼儿园，师幼儿园已经名不符实，这里一个孩子也没有了，住着一群从哈军工来的造反派，他们天天用专线电话和北京保持联系，可以说整个东北的文化大革命动向，都由他们来指挥，每日里人来车往，十分忙碌，师里专门派了侦察连为他们站岗放哨。
  马科长到了师幼儿园，立刻把侦察连长魏运水，指导员祝登杰，副连长陈绍光几个连里干部叫到一块，传达了军区和师里的命令。
  连长魏运水立刻叫通讯员马玉民：“快告诉值班排长，全连紧急集合I”
  侦察连紧急集合的号声；惊动了院子里的造反派，他们一下子围过来伺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是要走吗?”
  因为是军事行动，没有人回答他们。大家都不吭声只是低着头打背包，整理武器装备。
  人群里走出一个中等身材，披―件军大衣的青年学生，他讲话时经常带着一种不容反驳的口气：“是谁叫你们集合的?”
  马科长一看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造反司令毛远新，毛远新是哈军工的一名学生，但是却声名显赫，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侄子，在那个“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里，这一点是不奇怪的。
  “啊!是毛司令……”
  “你说什么?毛主席才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是，是，毛勤务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执行军区和师里的命令。”
  “你们干什么去，你们的任务是支左，是保护革命左派。”
  “这是中央的精神，也是军区的命令，我们要到中苏边境去执行反修任务。”
  毛远新一听口气立刻就软了下来：“好，好，我们革命小将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支持你们。”
  这时有人高呼起了口号：“打倒新沙皇!”“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这些青年学生，听说战士们要上前线，一个个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把自己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都送给了战士，有的竟抱着战士激动地哭了起来，有的马上割破手指写了血书，要求一块上前线。
  当天，马科长带着侦察分队赶到了省军区。经研究由马宪则和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曹建华，侦察参谋金泰龙三人组成前线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珍宝岛地区边防分队和侦察分队。
  三
  二十多年之后，当我们在于休所采访马宪则时，当年的侦察科长如今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脸上透着刚毅的神采，两眼炯炯有神，思路敏捷，谈吐清晰：“你们应该写一写珍宝岛，写一写那些死去的英雄，当年宣传的红红火火，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那知道……”老人显得有些激动。
  我们从老人的口中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
  “其实大伙都不知道，中苏之战很可能不是在珍宝岛，也不是在1969年，早在1968年初，苏联边防军在中国的七里沁岛压死中国渔民的时候，我们那一回就做好了还击的准备，上级选来选去，选了我师侦察连的副连长陈绍光，他是四川宜宾人，个子有一米七多，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外号叫“黑瞎子”，这可不是说他长得黑，是说他厉害，摸爬滚打，擒拿格斗，一个能顶好几个，枪打得也好，游泳一下水就是几万米，滑雪走山坡，过树林跟飞似地，一身的好武艺，沈阳军区大比武的尖子，”老人说到这里，停住了，嗓音呜咽，半天竟没有说出话来。
  第一次上七里沁岛，潜伏就是陈绍光带着人去的，用的是反坦克手雷，那一回苏联边防军的装甲车要是再过来，别说压老百姓，只要它侵入了咱们的领土，就别想回去，陈绍光带的那九个侦察兵，那是个顶个的，就是他们来上一个排，也沾不着便宜。可是苏修装甲车死活不来了，咱们的人在雪地里，一连猫了七天七夜，馒头冻得像石头蛋，放到怀里暖一暖，拿出来啃。人可冻惨了，将近零下30度，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脸上全都冻起了大泡，就跟让火烧的一样，陈绍光的耳朵冻成透明的了……这是什么劲头?什么精神?两不怕，那是真不怕，没有命令冻死也不回来。那一回他们没来，要是来了就在七里沁岛打起来了。苏联边防军是在这块惹了事之后，又上了黑瞎子岛，那边干一下子，又跑到了珍宝岛，他们干了坏事心里发毛，下一回他就不来了，打一抢换一个地方，你想弄他一下，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老人陷入了沉思，老人常常是这样，说一阵，又停一阵，接着再说下去。
  马科长带着侦察分队，先是坐车，后来步行，昼夜兼程赶到了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向侦察连介绍了珍宝岛的地形地貌，和对面苏联边防军的情况，开始巡逻时孙玉国为侦察连担任向导，以后情况熟悉了，侦察连便开始单独执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