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王太后无疑是王莽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他手中的“王牌”。但他必须做到既要充分利用，又不能受其反制。这个方针一直延续到王太后驾崩。
  王莽非常清楚，王氏家族的堡垒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如果王太后哪天出现了对自己不利的举动，那么这个根源便一定会在家族内部。
  在这次速战速决的政变中，堂弟王闳的表现令举朝上下莫不叹服。他的声望也随之看涨，成为王氏家族中继淳于长之后最有可能威胁到王莽地位的人，而他的禀性及号召力远非淳于长所能及。
  王闳此人确实并非平庸之辈。《汉书》对他的评价是“性有智略”。在从去年未央宫麒麟殿的宴会上，他竟然敢着众人的面顶撞哀帝。
  面对这么一位潜在的对手，王莽的手段是暂时把他晾在一边，提拔族弟王舜（前首辅王音之子）为车骑将军。性格谨慎内向的王舜远远比个性鲜明的王闳要好控制得多。
  王莽推出王舜还有另外一层意图。王太后对王舜非常喜爱，把他推到前台来，不仅有利于安抚王太后，还可以让他充当王莽与王太后之间的桥梁：如果遇到王莽自己不方便出面找王太后协商的问题，便可遣王舜前往。
  另一位堂弟王邑（前首辅王商之子）原本就是王莽的铁杆跟班。
  这样一来，王舜和王邑二人在王氏家族共同形成的合力，足可将王闳的风头覆盖掉。
  当然，从宫廷斗争的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王太后，不可能看不透王莽的这点儿伎俩。她把王闳安排在自己身边做 “长信太仆”，名义上是掌管太后的车马，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
  但王闳的存在对王莽来说早晚是个不安全因素，何况他还成天和王太后呆在一起；于是，后来便将他外派为东郡太守，想让他远离长安和王太后。
  北宋李坊等人编著的《太平御览》七百一十六卷里说，王闳临行前向王太后告别，跪伏在地，抽泣失声，王太后亲自掏出手巾为他拭泪。
  《后汉书》卷十二“张步传”记载，王闳出为东郡太守之后，因担心被王莽迫害，常常把毒丸系于手内，随时准备自杀。
  这是后话。
  当时王氏家族还有另一位元老级人物在世：王莽的六叔红阳侯王立。此人名声虽不太好，而且还没有在朝中担任官职，但他毕竟是王太后的亲弟弟，在她面前是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王莽担心他留在长安，迟早会碍自己的手脚，便指使孔光上书，重提他在淳于长一案中犯的过错，奏请遣送他返回自己的封地。
  王太后并不想这么做。
  王莽便亲自出马游说道：太后如今独代幼主统领朝政，如果王立留在京师，怕是影响不好。不如先把他遣回封邑，等局面稳定下来后再请回来也不迟。
  王太后无奈，只得答应。她可能没有察觉到自己此时已经成了一颗被王莽“孤立”的棋子，身边再没有可以有效制衡他的人了。
  “剪除”其羽翼之后，王莽进而推动实际上已经是孤家寡人的王太后“临朝称制”。
  所谓“临朝称制”，便是指身居后宫的女人跑到前台来，代行皇帝的职权。在西汉王朝的始末两端，都出现过太后临朝称制的现象。前者是高祖刘邦的原配吕太后（雉），后者便是这位王太后。
  但这位已经年逾七旬的老太婆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来处理繁重的朝政，于是便全权委托给了王莽。对刚刚重返政坛的王莽来说，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
  王太后临朝称制，不仅可以给王莽多一个挡箭牌，还能使他避免直接承担责任，许多难于处理的问题都可以打着王太后的旗号来进行。
  手段之二，挟持孔光。
  王莽意识到，仅仅亮出王太后的“王牌”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名儒孔光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才能收揽天下儒生之心。孔光一直暗中追随王氏家族，并且深受王太后的敬重；在哀帝朝丁、傅二族外戚与王氏外戚的斗争中，他便充当着王氏外戚的急先锋。王莽如今所要做的，是让他“弃暗投明”，公开站在自己这一边。
  如果算上平帝朝，时任大司徒的孔光已是四朝元老，三朝为相；加上他显赫的家世——孔子第十四代孙，虽然表面上是个稍显怯懦的老好人，但在朝中却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孔光当年在成帝朝做御史大夫时，董恭曾在他手下做一名御史官。等到董贤做了大司马，与孔光并列为三公，哀帝便让董贤登门拜访这位父辈的老上级，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孔光知道哀帝对董贤的感情，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人家，便在获知董贤来访时，早早地穿戴整齐站在府门外迎候。董贤的车骑到达后，孔光便退入府门迎接；董贤进入孔府中院门，他便退入房门里；董贤下车时他便又从房门内出来拜谒。
  这样的礼仪已经远远超出了迎送同僚的规格。
  董贤回去后向哀帝提及此事，哀帝大喜，当即拜孔光的两位侄儿为谏大夫和中常侍。
  孔光害怕董贤，但却不会害怕职位级别比自己低得多的司隶（校尉）鲍宣。司隶（校尉）的级别虽然只相当于列卿或太守，但却执掌着京师及其“三辅”地方官员的监察大权，而且，鲍宣是出了名的不畏权势、认法不认人的梗直之臣。
  “丞相”一职当时还没有更名为“大司徒”。
  某日，丞相孔光按照惯例巡视各位先帝的陵园，他的随行官员却把马车驶入驰道中央，正巧被司隶（校尉）鲍宣撞上。驰道为皇帝出行专用；依西汉律法，朝廷的使者虽可行于驰道，但也绝对不能驶入其中央。
  鲍宣连哀帝的“情人”董贤也敢多次弹劾，自然也不会畏惧孔光的地位和权势。他下令扣押了丞相府的官员，并没收其车马。
  于是便有人上书状告鲍宣，说他竟然敢侮辱丞相大人。《汉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是谁去告的状，但按常理分析，定然是受孔光的指使。
  御史大夫便派人前往鲍宣的司隶官署，企图逮捕经办此事的官员。此举明显是给鲍宣留足了面子——只逮捕他的下属经办人员，并没有逮捕他本人的意思。
  但鲍宣却不买账。他下令关闭官署大门，拒绝办案人员入内。
  在西汉王朝，对朝廷使者不敬或妨碍其公务，都是死罪。鲍宣被捕入诏狱。
  他的被捕激起了年轻学子们的极大愤慨。济南人王咸在国立大学（时称“太学”）门前举起一面幡旗，大声疾呼：有愿意营救鲍司隶的人都站到这里来！
  很快便有1000多人集结幡旗之下。
  这一天正好是大臣上朝的日子。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把孔光的马车团团围住，纷纷找他评理，使他不得脱身。
  最后还是哀帝做出了妥协，宣布赦免鲍宣的死刑，改为“髠钳”，也就是剃了他的头发，再在他脖子上戴一个铁圈；然后再把他流放到上党郡（今山西长治）。
  鲍宣免于一死，“学生运动”便得以平息。这可能是谨慎一生的孔光唯一的一次“霸道作风”，但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因此制造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运”，而那位曾经振臂疾呼的学生领袖王咸，也算得上是“学运”的祖师爷了。
  孔光为官以谨慎著名。如果他要举荐一个人，便会刻意不让被举荐者知道，以免自己落下结党营私的嫌疑。——精明过人的孔光其实深谙矫饰之道，他表面上不与人结党，却与王氏外戚集团暗中结为生死同盟。
  他每次公休日回家，和家人在饭桌上闲聊，也会刻意回避谈及朝中政事。有一次，家人好奇地向他打听皇宫的温室里会种什么样的花草树木。他竟然干笑两声，王顾左右而言他，生怕一不小心泄露了宫中的机密。
  但这种生性怯懦谨慎的禀性恰恰被王莽钻了空子。他一方面以最高的待遇和最大的诚意对待孔光；另一方面，积极收编孔光的女婿鄄邯，把他从一个小小的斄县（今陕西武功西部）县令提拔为侍中、奉车都尉。
  奉车都尉与附马都尉类似，都是掌管宫中车驾，都是皇帝的近侍官员，俸禄与列卿、郡太守相同，均为两千石。
  鄄邯在孔光面前扮演的角色，颇似于王舜之于王太后。王莽如果需要打击哪位官员，便自己先起草好奏章，然后交给鄄邯，让他打着王太后的旗号，去找孔光出面上书弹劾。孔光胆小，自然不敢拒绝。王莽则提前做通王太后的工作，往往孔光的奏书报上来，便会顺利获得通过。
  孔光刚刚做了3个月的傀儡，便再也支撑不下去，终于在当年九月提出退休申请。此前已有曾经力挺王莽的大司空彭宣以同样的原因提出辞职。
  但王莽不会轻易放弃孔光。况且，旬月之间，如果“三公”中的两位（王莽自己便是其中一位）提出辞职，对王莽的影响也非常不好。
  其实孔光此人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儒一样，虽然满口的道德文章，骨子里却把名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一方面舍不得朝廷的高官俸禄，另一方面却又想捞个好名声。什么便宜都想占尽，却又什么风险也不想承担。孔光一生对待朝中的强权人物，基本上都是这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态度。
  王莽也正是看透了孔光的这种本性，才给了他另一种选择：你可以不当我的炮灰去得罪人，但却必须要公开站出来给我撑门面。
  他给孔光安了一个“皇帝太傅”的头衔，让他像一杆大旗一样，牢牢地插在自己阵营的制高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