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果不出王莽所料，孔光这次还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
  手段之三，肃清对手，拨乱反正。
  王莽首先肃清的是赵、丁、傅三族外戚势力。
  成帝晚年时，皇后赵飞燕想尽办法也没有生出孩子来，便转而把宝押在了哀帝身上。哀帝即位后，感念赵飞燕的拥立之恩，对她多有庇护。如今哀帝已逝，她便再没有了保护伞。
  王莽旧事重提，先是把她由皇太后贬为成帝皇后，接着又贬为庶人；同时被贬为庶人的还有哀帝皇后傅氏。
  赵、傅二人不久便自杀。
  傅太后已经于1年前驾崩，而丁姬驾崩的时间则更早（4年前）。王莽奏请王太后批准，把傅、丁二人从坟中挖了出来，剥去她们身上的金缕玉衣，以普通百姓的规格重新埋葬。
  据说撬开丁姬棺椁的时候，棺中突然窜出4、5丈高的火焰，掘墓的兵士们用了许多水和土才将其扑灭。入土仅仅1年多的傅太后尸首，其时正在腐烂中，棺椁里散发出来的恶臭竟然飘向数里之外。
  对待死人尚且如此，活人更不会放过。赵、丁、傅三族所有为官的子弟被全部罢免，遣归故里。傅晏全家也被流放广西合浦。
  只有傅喜赢得了分外的善待，因为他本来就是傅太后的克星。王莽以王太后的名义，下诏褒扬了傅喜，还赐他为“特进”，把他请回长安，准备重新起用他。
  傅喜却越来越看不懂王莽重新执政后的所作所为。他回到长安后，成天忧心忡忡地把自己关在家中，不与任何人来往。王莽无奈，只得把他请回封地。
  其次，清算董贤家族。
  王莽指使孔光上书，将董恭、董宽信父子及其家属流放广西合浦，遣送董母回到河北巨鹿故里；悉数罢免董贤生前举荐的官员；变卖董氏家产上交国库。
  董氏家产的变卖所得竟达43亿之巨，完全可以和大清乾隆朝的和珅相媲美。官府查抄董府当日，长安城内万民欢腾。许多人在董府前围观，甚至有人激动得痛哭流涕。局面一度险些失控，有人差一点冲入府中抢夺财物。
  对董贤家族的清算，无疑为王莽赢得了不少的人心。
  其三，为冤死的尚书仆射郑崇和中山太后冯媛平反昭雪。
  郑崇原本出身于山东高密的富豪之家。西汉王朝长期实行“迁徙郡国富豪充实关中”的国策，目的在于“内实京师，外销奸猾”。郑崇的祖父当年便曾举家迁到长安附近的平陵县。
  郑家世代与王氏外戚结为儿女姻亲；郑崇的弟弟郑立与傅喜是同门师兄弟，私交甚笃。傅喜任大司马后，举荐郑崇为尚书仆射，即尚书令的副职。
  郑崇为官后便常向哀帝直言谏诤。时间一长，他每次来找哀帝，走在殿门外，哀帝听到皮靴拖地而过的声音，便会笑着说：我就知道这是郑尚书的脚步声。
  哀帝当年想封傅太后的堂弟傅商为侯，郑崇便曾竭力谏阻，惹得傅太后大发雷霆。后来，哀帝与董贤坠入“爱河”，郑崇又数度进谏。
  哀帝逐渐开始反感他，好几次挑他的毛病，对他厉言斥责。
  郑崇大概是过于压抑愤懑的缘故，脖子上不久便长了一个大脓疮。他想以此为由提出辞职，但又不敢。正在犹犹豫豫之时，向来以巧言佞色见长的尚书令赵昌看出了哀帝对郑崇的反感，便上书诬陷他，说他私自与宗族成员交往从密，可能有什么重大阴谋（暗示谋反或篡位）。
  哀帝便郑崇找来，质问他道：先生自家门庭若市，为何反过来要限制主上？
  郑崇竟然没大没小地回答：臣门虽若市，但臣心却如水，非常清白。
  哀帝大怒，当即下令将他逮捕入狱，非要把他的“罪行”调查个水落石出。结果，原本就身患疾病的郑崇急火攻心，死于狱中。尚书令赵昌则出任河内太守。
  当年，中山太后冯媛被犯了狂躁病的张由诬陷为谋逆之罪，傅太后趁机大做文章，将她置于死地。参与此案的“功臣”，如今都已经身居高位：御史丁玄外派为泰山郡（今山东泰安）太守；中谒者令史立升任中太仆，掌管皇太后车马；张由获封关内侯。
  王莽便将赵昌、丁玄、史立、张由等人全部罢官免爵，流放广西合浦。
  参与冯媛一案的官员中，还有一人也受牵连，自然也被一并罢官流放。此人便是当时有名的“直臣”毋将隆。
  毋将隆曾经得罪傅太后，显然并非傅氏外戚的党羽。他此番受到牵连，从道理上讲不通。《汉书》给出的解释是，王莽年轻时想巴结毋将隆，但人家却不理睬他；此次流放，纯属王莽挟私报复。
  毋将隆在哀帝朝曾任执金吾，负责巡视京师治安。哀帝曾经将武库的兵器赏赐给董贤和皇帝乳母王阿舍，前后多达10次。毋将隆上书请求朝廷收回这些兵器，惹得哀帝很不高兴。
  没过多久，傅太后派人四处以极其低廉的价钱从朝廷的各个部门收购官奴，也从执金吾官署内收购了8名。毋将隆颇为不平，上书请求朝廷出面，公平裁定官奴交易的价格。哀帝更加不爽，便给丞相和御史大夫下诏，说毋将隆目无尊长，竟然敢与太皇太后争利。于是，毋将隆被贬为沛郡（今安徽淮北）都尉，后来才升迁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太守。
  冯媛一案发生于毋将隆任执金吾之前，当时他是冀州牧，中山王国正好在他的辖区内。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审理冯媛案，但在史立、丁玄的案情报告中也签了字。
  《汉书》把毋将隆说成是王莽挟私报复的牺牲品，其实也有“为贤者讳”，并借机丑化王莽的嫌疑。因为在“毋将隆传”中，对毋将隆的生平及冯媛一案始末的交待自相矛盾，且有不实之言。如下：
  “毋将隆传”首先交待，毋将隆在成帝朝为谏大夫，曾主张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刘欣立为太子后，他便受到重用，升任冀州牧，不久又任颍川太守。刘欣即位后，改任他为京兆尹，后升为执金吾。
  但是，冯媛一案发生在哀帝即位后的第2年，即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如果对毋将隆生平的前述交待无误，那么，冯媛一案发生时他不是任京兆尹，便是任执金吾。而“毋将隆传”中却分别说他 “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时，与史立、丁玄“连名奏事”。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毋将隆在哀帝即位时还是冀州牧，可能因为参与诬陷冯媛有功，才得以升任颍川太守，而后再任京兆尹、执金吾。
  他在史、丁二人的奏书上签名，可能有阿附傅太后之意，但后来发现傅太后太不得人心，便又借“收购官奴”事件与她划清界限。
  由此可见，王莽并没有冤枉毋将隆。
  再有，“毋将隆传”里语焉不详地说是王莽早年曾想与毋将隆交好，对方不领情，才有了后来的报复。
  但王莽与毋将隆早年的恩怨，并未生出什么事端来。既无事端，大多也只是二人之间心照不宣的一种情绪而已，除非与二人特别亲密的朋友，旁人定然难知，更不用说数十年之后的《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班彪与王莽为同时代人，虽然有可能闻知此事，但以道听途说之言入煌煌正史，不像大家所为。
  其四，罢免何武、公孙禄二人的职务。
  此举完全在常理之中。
  何武早年虽然曾受王氏家族两人（王音和王根）的举荐，但在哀帝即位之初便开始有倒向傅氏外戚集团。当时他是大司空，朝中讨论傅太后的居所时，孔光主张另筑宫殿，不想让她离哀帝太近；但何武却主张让她住在未央宫背面的“北宫”。哀帝采纳了何武的意见。
  既然何武、公孙禄已经与王莽拉开了对垒的架势，加上何武在当时也是一呼百应的人物，如果留他们下来，则无异于养虎为患，换作谁在王莽的位置上恐怕也会做出这样的决断。
  何武是四川郫县人，兄弟5人都在郡中为官；他的弟弟何显有“市籍”（即商人）身份。西汉王朝的公民户籍大致分为三类：一般公民为编户齐民籍；宗室成员为宗室籍；商人是下等公民，为市籍。
  何显仗着自家的权势，常常偷税漏税。当地的税务官（时称“市啬夫”）求商要将他依法逮捕。何显大怒，想抓住把柄报复他。何武却说：如果我们家都不带头纳税，那么人家求商做得并没有什么不对。
  事后，何武还专门找到蜀郡太守，举荐求商为太守卒史。当地官员百姓听说此事后，莫不叹服何武的气量和胸襟。
  何武曾任扬州刺史，九江太守也在其监察范围内。当时的九江太守是赫赫有名的大儒戴圣。戴圣和他的叔父戴德均以研究《礼》学见长，并形成了独立的学说体系，成为今文礼学的大师。今本《礼记》便是在戴圣的解说基础王发展起来的。戴德号称“大戴”，戴圣则称“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
  但这位当世名儒为官，不习惯于依法行政，对囚犯的判决也常常随心所欲。
  西汉王朝的刺史有一项基本职能，通过对囚徒的复核审录,来对辖区内的案件进行监督和检查,以便平反冤案,疏理滞狱，称之为“录囚徒”。
  何武的部属在对九江郡“录囚徒”的过程中，发现了多宗审判不实或量刑不准之处，便向戴圣下发整改通知。但戴圣却对刺史部的要求置之不理，还不屑一顾地说：何武一个后进小生懂什么？简直是给我添乱！
  戴圣能有这样的态度，大概也是前几任刺史给他惯出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