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其三，文帝所处的年代还不够久远。他留下史料太多，虽有过人之长，也有咋舌之短。
  平心而论，文帝之短，虽然远不足以抵消其所长，但这样的短处，杀伤力实在太强。“偶像”是不能有重大污点的，否则就不能激发后人近乎迷信的崇拜。儒家的榜样和它的思想一样，也必须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做支撑，庞大的儒家学说就有“溃于蚁穴”的危险。
  被儒家奉若神明的圣王先贤，如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二王、周公等人，难道就真的那么完美吗？其实也未必。但他们的年代足够久远，留下的史料又寥若晨星，绝大部分都是一些美丽的传说，而且这些传说也大多被儒家奠基人在治史的过程中倾情美化了一番。经过儒家的“整容”之后，他们身上即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毛病，也将无证可考，全凭儒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常人焉能无过？只有请出“古”得不能再“古”的古人出来，精心包装一番，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是古而非今”便成为儒家唯一的选择。
  因此，作为圣贤典范的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等人，与其说是历史中人，还不如说是儒家学说中的虚拟形象。
  于是，便只好委屈这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了。
后记
  潜心“正史之旅”是我多年的夙愿，如今幸蒙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任超副社长和姚劲华主任两位仁兄的鼎力支持，终于得以成行；拙作幸获两位仁兄的指点，方才得以更加完善。
  帝国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不但要求主政者拥有高超的政治权谋和卓越的治理才能，还必须具备一流的道德情操。一言以蔽之，这样的体制是为“奇才”设计的。如果不是奇才，便无法避免成为“昏君”或“庸才”；非但难有作为，弄不好还会贻害社稷苍生。
  但是，完美的奇才是不存在的，接近完美的人也极其少见。这样的人虽然是历史的骄傲，但绝非历史的主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的主角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平凡的禀赋和才能，并不足以在帝国的治理结构中有精彩的表现，更无法超越现实世界（时代、文化和体制）的局限；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全都是现实世界的总和。换言之，他们都是体制下的“蛋”。
  因此，在这对矛盾之下，“庸才当道”便必然成为历史的“常态”。历代史家都不约而同地用苛刻的标准来对待历史上的人和事，于是在他们的笔下，便有了一个又一个的“神”或“魔”。
  其实世上本无完美无缺的神，亦无天性从恶的魔鬼。在历史之“局”中，人性都是一样的具体、脆弱而沧桑。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索性从“庸才当道”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或许会有更多更新的感悟。
  这便是我为什么要以“庸才当道”的视角贯穿“正史之旅”始终的原因。
  在这个视角之下，对每一部正史的解读，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藤与树”便是解读《汉书》的主题。以后的计划是沿着《后汉书》依次走下去。我所用长河
  读读写写的日子绚丽而平坦；但也更添了我对家人和恩人的负疚，看来今生难以报答他们的恩与情了。虽然我知道，没有人对我施恩图报，但他们的厚爱越是无私，我心头的负罪便越是沉重。
  人生就是这样，总在有心与无力之间挣扎着游走。但记忆却如一盏明灯，照亮并且温暖着我的全部岁月。
  数月前，终于在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恩师丁贵普先生。久别重逢，以及此后的短信传书中，他总在近乎絮叨地叮嘱我注意身体。每念及斯，未尚不热泪盈眶。
  1年前回乡奔父丧，见到我的另一位恩师邓其健先生。在悲凉的送葬道路上，他苍老的身影穿梭于滂沱大雨之中，为我号呼张罗。此情此景，怕是没齿也难忘记。
  21年前那些食不果腹的寒窗岁月，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今生最美的味道。时任遵义县县长的赵福田先生，每逢周末便让我去他家里改善生活；而我当时一人的饭量，竟然超过他们全家人的总和。是这位慈祥的长者给了我生活的阳光。
  同样在20多年前，每遇无所适从的节假日，我便总是溜到一位师兄的家里。他的父亲，薛舟超先生，这位记忆中最具风度的知识分子不仅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还给了我受用一生的鼓励和教诲。
  30年前，启蒙恩师杨天书女士按本家的辈份是我的嫂子。这个世代善良厚道的家庭对我的关怀，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她的婆婆，我的伯娘，在我心中与生母无异。伯娘如今仙逝多年，每当想起她老人家，便难禁眼中的泪水。
  如今我只能用一生的回忆，来感念生命中的家人、恩人和恩师。
  是为后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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