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第11次，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凤凰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凰立，以万数。”“新蔡”即今天的河南新蔡。
  这么多所谓的“凤凰”或“神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且看一次“未遂”的“凤凰来仪”。
  宣帝朝名臣黄霸，是西汉立国以来公认最优秀的地方行政长官。
  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黄霸代丙吉为丞相。此后某日，有一群鹖雀从京兆尹张敞的府第飞过来，到丞相府落下。黄霸便以为是“神雀”，和部属们商量着准备上报宣帝。
  就在将报未报之际，张敞向宣帝打了一个小报告说：这群鹖雀从我家庭院飞到了丞相府。丞相府中有许多地方官出身的官员，明明知道不是凤凰，却佯装不知，听由丞相上报。丞相后来知道是从我家飞过去的，这才作罢。
  张敞进而向宣帝建议：今后对那些“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处以极刑，“以正明好恶。”宣帝采纳了张敞的意见，弄得黄霸惭愧不已。
  “鹖雀”在今天称之为“褐马鸡”或“角鸡”，分布于河北、山西一带，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此鸟在当时，肯定没有这么珍稀，否则也不会动不动就成百上千地飞来飞去。
  宣帝朝传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凤凰”或“神雀”，顶多不过是一群角鸡而已。
  既然儒生们愿意拿它来说事儿，硬要把角鸡当凤凰，宣帝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坡下驴地权且当了真。每次接到“凤凰来仪”的报告，他不是大赦天下，便是大加赏赐，甚至还专门改元纪年，忙得不可开交。
  但宣帝自己定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有两点为证：一则，虽然儒家的信徒们如此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但宣帝却并不怎么重用儒生，而是一味“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二则，当张敞把黄霸的把戏报告给他时，他便采纳了张敞的建议——“窗户纸”已经被点破，不采纳怕是也不妥了。
  “向后看齐”与文帝的委屈
  在那个时代，官学还必须带有“普世思想”的属性。作为普世思想的基本要素，儒家必须描绘出一幅具体的“圣朝愿景”，使之成为鼓动世人，尤其是皇帝和帝国精英分子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同时作为世俗价值观的榜样和载体。
  通常来说，建立这样的“圣朝愿景”，无外乎三个取向：
  其一，面向未来。描绘一个未来的“天堂”，同时提供通往天堂的路线图。
  但选择这个方向，必然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论证“天堂”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宗教以“神”的名义，巧妙地用“迷信”代替了“理性”，从而回避了“论证”之难。儒家显然不可能走宗教的路线。从孔子开始，他们便对“鬼神”采取了敬而远之，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2000～3000年前的儒生们，包括孔子在内，显然没有能力去“论证”出一个未来的“天堂”来。这条路自然是走不通的。
  其二，向周边地区更先进的文化学习。
  在中国当时所能企及，甚至是所能看到的地区，包括东边的高丽、南边的黄支国和越裳氏部落、西边的羌族和更西边的西域诸国、北边的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都远远落后于中国。
  显然，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地区并不存在可以学习的对象。
  其三，向古人学习，抑或“向后看齐”，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对身处于时代“最高点”的文化来说，把眼光向内且向后，集中全部精力和智慧，解读自己的历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儒家把这个“圣朝愿景”定位于西周，而更古远的商朝及尧、舜、禹时代，则处于“辅助”的地位。
  具体来讲，儒家以西周作为儒家“圣朝愿景”的载体，还有如下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西周王朝，尤其是经过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礼记》“明堂位”篇）之后，中国的文化开始正式结束“混沌”状态，步入“有序”的局面，达到第一代儒家思想奠基人孔、孟等人之前的一个全新高度。它既是儒家的种子得以根植的土壤，自然也会成为儒家学说“挖潜”的对象。
  其二，在孔、孟生活的年代，由于文化传播的局限性，对300多年以前的统治者的了解，只能局限在官方描述的种种正面传说上。同时，经过300多年的统治，周王朝的合法性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本朝开国先贤们的正面传说深信不疑，并进而将把对后世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掺杂在对这些传说的理解或想象中去。
  其三，正如前文所说，由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周边地区缺乏可供横向比照的更先进的文化。于是，（孔、孟时代的）人们对当世的失望及对理想状态之希望，便只能通过怀念往世来寄托；更为甚者，儒家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和角度，来对以周公为代表的往世思想进行批判或扬弃。——人永远不可能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攀升。
  作为思想之东冲西突的结果，雾里看花的西周便成了儒家学说的“王道乐土”或“圣朝愿景”。一切都向它看齐，虽然谁也看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模样。
  作为官学，儒学必须从价值观的层面，谴责任何以下犯上的行径；同时又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本朝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一对矛盾，因为任何朝代的政权都是对前朝成功反叛的结果。
  这对矛盾是儒学致命的逻辑硬伤，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儒学尚未正式成为官学的景帝朝，便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公案：以研究《诗经》见长的儒生博士辕固先生，与另一位黄老学说的学者黄姓先生，当着景帝的面，就“汤武革命”的性质争论得天昏地暗。
  史书分别称二人为“辕固生”和“黄生”，实际上便是“辕固先生”和“黄先生”的简称。二人都只留下了姓氏，没有留下名字。
  黄先生认为：汤武不是顺天受命，而是殺君，是大逆不道。
  辕固先生认为：“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先生反过来说：桀纣虽然无道，但毕竟是君上；汤武虽圣，但毕竟是臣下，“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辕固先生反驳道：真如你所说，那么高祖灭秦而代之也是犯上作乱吗？
  原本单纯学术的争论眼看就要演变成政治的对抗，这样斗下去，最难堪的人恐怕非景帝莫属。于是，他便有些坐不住了，出面叫停了二人的争吵，对他们说：只吃马肉不吃马肝，没有人会说你不懂马肉的味道；讨论学问不提汤武，未必有人会说你无知。
  在当时看来，马肝是有毒的，马肉却没有。景帝的意思很明确，是要让他们回避“新朝代旧朝”的合理性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辕固先生表现得实在有点儿像个学术流氓：自己理屈词穷了，就来个太极推手，顺势把对方推向皇帝的对立面。
  这大概是天下政客惯用的伎俩。
  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官学的儒家，辕固的做法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因为儒家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尴尬境地。
  更有趣的是，人家黄先生亮出的观点，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臣子无论如何也不应当造君主的反。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是儒家被当朝统治者接纳为官学的基本前提，否则的话，没有哪位皇帝会支持一个专门鼓励造反的学说。
  好在景帝不仅给了辕固先生一个台阶下，也给了儒家一块遮羞布。有了天子的圣谕，西汉王朝的后世儒生们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拒绝面对这个问题了。
  虽然刘氏皇统对儒学成为官学颇有“知遇之恩”，但是西汉王朝的英明天子——文帝刘恒却被排斥在儒家树立的“标杆皇帝”行列之外，进而遭到了历代儒生们不约而同的冷遇。
  文帝在位期间的言行及作为，即便和儒家时常挂在嘴边的榜样帝王(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相比较，也未必会逊色多少。司马迁对他的评价也更是热情洋溢，说他是“德至盛也”；更有意思的时，司马迁在下这个结论之前还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出自《论语》“子路篇”），可见是在用儒家的标准衡量他。
  此后2000多年的儒家经典对这样的一位开创多项帝王“德政”先河的皇帝，却鲜有溢美之词。就连一向喜欢在《资治通鉴》中不时点评历史人物的司马光，对文帝的正面点评也仅限于“杀舅”(即薄昭)一事，即便如此，他还在赞美的同时，含蓄地批评他没有加强对薄昭教导以防患于未然。
  文帝如此“委屈”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四个：
  其一，文帝自己存在“历史污点”，比如宠幸邓通。
  其二，文帝的光彩与儒家没有太多的关系，倒是其千年对手黄老学说和法家思想的功劳。因为西汉文、景二朝，甚而算上此前的吕后临朝称制时期，汉家的官方思想都是以黄老(道家)与刑名(法家)二说杂之。儒家对著名的“文景之治”并没有太多的思想贡献。
  儒家学说作为“官学”之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决定了它不大可能承认这样的现实：除自己之外，“竞争对手”的学说居然也能孕育出理想的皇帝及天下大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