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630

这就是为何八旗下有近20%蒙古牛录的原因。比如喀尔喀部，按《满洲实录》卷7，天命六年时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来投，努尔哈赤赐其一满洲牛录，另编蒙古一牛录，归其名下。因此，和后金联盟有些日子的蒙古部落如喀尔喀，本来就是属于满八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已经包括在之前的估算中。
    我们这里要计算的蒙古兵数量，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当时已经编成的独立的蒙古二旗，其二是科尔沁部外藩蒙古，其三是奈曼、敖汉等新归附的各零星蒙古部落，其四是作为向导的喀喇沁部。按《老档》，《实录》等史料记载，皇太极大军于十月初二于盛京起行。初四，扎鲁特部来会。初五，奈曼、敖汉、扎鲁特部等来会。初六，巴林部来会。十五日，科尔沁大部共二十三贝勒领兵来会，扎赖特部本来要来，走了一半又回去了。二十日，驻喀喇城，会合喀喇沁诸部。二十七日，前锋开始攻打龙井关。
    先说蒙古二旗。八旗中本无蒙古旗，天命七年，科尔沁、兀鲁特诸部率三千余户人口来投，于是有了另设蒙古旗的必要。《满文老档》40册，努尔哈赤说：“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这就是蒙古二旗。这二旗共三千余户，按每户平均一兵计，即3千兵。到了天聪二年，人数略有增长，姑且算为4千兵。这些兵是否全数入关，史书不载，若和满兵同例，按1/3入关，则才1千余。这里我们按极宽松的计算，且当有2千兵。
    科尔沁部的小部分被编入蒙古旗，但大部分仍然保持独立外藩的地位。这些部落后来被正式收编，编成牛录，隶属于旗下户口。按《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条，皇太极派人前往科尔沁部会盟并统计人口，查得科尔沁诸部共有甲兵6,539人，22,308家，共编成448牛录。
    除了科尔沁部，另率兵来会的还有奈曼、敖汉、扎鲁特、巴林等零星部落。同样按《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条，皇太极之前也曾派人编定整个外藩蒙古的牛录数，共有甲兵5,456人，19,580家，编成384牛录。奈曼等部均包括在其中。
    这样，把以上两个数字加起来，共有11,995兵。但上面两个数字是存在重叠的，比如“班迪额驸”，“索诺木”，“达尔汉卓里克图”等名字在两个统计里面都有出现。我们姑且认为科尔沁加上所有其他的外藩部落总甲兵1万人，但这个数字的统计范围还包括茂明安部、翁牛特部、乌喇特部等似乎未在崇祯二年随皇太极入关的部落，而且这个统计是在5年之后。其时蒙古被征服已久，各个部族基本全数归附。推回到天聪三年，先不考虑人口滋生的因素，当年喀尔喀五部、敖汉、奈曼等刚刚被征服，并没来得及完全消化，因此总兵数显然更少。
    试举数例：此次入关科尔沁蒙古的总统率“土谢特额驸”，他5年后已是亲王，手下不过有甲兵总数936人。在23贝勒中，如卓里克图，他5年后也是亲王，不过有兵587人。大、小桑阿尔寨加起来有671人，穆寨才有240人，索诺木更仅有130甲兵。这还都是5年后的数字。我认为在这次入关中，如果亲后金的各漠北蒙古手下能有总数8千甲兵，应该已经不算低估。这些兵假设有一半随皇太极入关，则最多4千左右。
    再举一例：巴林部来合兵时，因为迟到，再加上战马瘦弱，给皇太极责骂了一顿。众贝勒郑重其事地会审，处罚却只是战马“十匹”，可见这些小部落来的人数决不会很多。
    最后，不要忘记还有作为引导的漠南蒙古喀喇沁部，人数不详。不过到了7年以后，皇太极编审整个喀喇沁部落（还包括察哈尔），总计共有16,953名壮丁，分为十一旗。其中9,113名分配给喀喇沁和土默特左、右翼部，剩余的7,830丁和旧蒙古牛录合并，形成新的蒙古八旗（以上见《八旗通志》）。要注意的是，这16,953个壮丁中有大部分是皇太极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于途中，完全获得了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之后才来投奔的，因此把他们分为新收编的外喀喇沁和旧投降的内喀喇沁，其中外喀喇沁占了大多数。天聪二年作为向导的，只能是内喀喇沁，或旧喀喇沁的一部分。按赵德贵《清前期蒙古旗分佐领研究》（《满学研究》第七辑）统计，在《八旗通志》里这些牛录前后达30多个。如果简单估计，旧喀喇沁占编制时全部丁数的30%，那应该共有5千丁左右，即约2千兵。
    这样说，完全是宽松的估计。事实上天聪二年入关之时，皇太极刚刚和林丹汗一场大战，打得火花四溅，还远远没有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喀喇沁几个月之前还在跟明朝做生意，向袁崇焕买米，首鼠两端。事实上，只有到了天聪五年，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在途中，彻底消灭了他的势力之后，皇太极才完全获得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这样，天聪二年蒙古联军的总数，如前所述，蒙古二旗2千加上科尔沁、奈曼、敖汉各部4千，加上喀喇沁部2千，总数当在8千左右。这已经是按宽松标准的计算，我想应该不会低估。事实上后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率左翼蒙古骑兵共2千攻击袁崇焕部，证明蒙古军的总数也就是数千左右，我们的估计并不离谱。
    有一个地方需要澄清。可能一些人会见到《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月庚申有“大军次纳里特河，是日，察哈尔国五千人来归”的记录，认为蒙古人为数众多。《清史稿?太宗本纪》后来照抄了这段文字。但按《满文老档》：“初九日，驻纳里特。是日，有五名逃人骑马由察哈尔来归。”可见《实录》或是翻译错误，或是手抄错误，把5人记做了5千人！事实上，察哈尔当时还是林丹汗控制之下，哪可能有5千人来投！就算来投，也是平民为主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蒙古军总数计为8千。
    最后，还有人提到包衣家奴的问题。包衣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户下”人，即户下奴仆壮丁。这些人不算入户籍，是私人的家奴。按照通常情况，户下人不准作官应试，也不准披甲当兵。曾有人让家奴代披甲而论罪的例子，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家奴才得以随军出战。这种包衣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想要获得披甲的资格必须“开户”，正式登入牛录额丁的户口。就算出战，这些人也最多做做后勤管理杂务之类的工作，实际打仗极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次入寇有相关的记录。而且“户下人”总数也不多，天聪七年，以所有的户下汉人中每十人披一绵甲，充实汉军，共得1,580人（《实录》天聪七年七月）。可知当时户下人总数共有1万5千人左右。天聪二年就算有人随军，其数量决不能超过1千，而且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
    另外还有一种包衣，即所谓的“旗鼓人”。简单来说，这是皇帝的直属包衣奴仆，但在法律权利上和户下人不同，享有和后来汉军旗人同等的权利。他们不但在旗籍，可以作官、应试，也同样负有披甲，纳粮的义务。严格来说，不算“包衣”的一种，而可视之为皇帝的私人侍卫队。曹雪芹的先人曹寅，就是旗鼓包衣，看他的权势，哪像是个奴仆！这在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辨》一文中已经论述清楚。
    当时旗鼓佐领究竟有多少个，我还没有找到资料，不过应该不多。从其“旗鼓”的名称上看，大致是掌旗擂鼓一类的职责。而且他们应该是皇帝的亲兵，和我们论述袁崇焕广渠门之战没有影响。
    按以上讨论，把总数加在一起。满军作战甲兵5千加上蒙古军8千，披甲兵数当在1万3千左右，加上后勤、杂役、差夫、包衣、民工等等，我估计皇太极入关的军队总人数不会超过2万5千人。
    比较史料的记载，这个估计也是合情合理的。比方说，金兵打下遵化这样的大城市，这是退出长城的咽喉要道，为了不被明军重占，掐断退路，理应留重兵把守。事实上皇太极也的确很重视，他派了军师范文程留守这里。但所留的兵力只有“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一共800人守这样一个要地（见《满文老档》19册）。可见金兵总数其实是捉襟见肘的。
    稍作简单的估计，金兵如果总数2万5千人入关，留一些守遵化，留一些守道路和交通要点，一些作为侦探，加上一些战斗损失。到北京城下恐怕最多有2万人，其中实际作战1万人。皇太极再次分兵，自己留两黄两红旗加上蒙古一旗为右翼，在德胜门和满桂交战，而莽古尔泰等率剩下的左翼军在广渠门和袁崇焕部交战（以上同见《满文老档》19册）。这样的话，恐怕袁部面对的至多有1万人，其中披甲兵至多5千人。
    如此看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应该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离谱！莽古尔泰对袁部三个阵地实行骑兵冲击，于是率蒙古部2000左右的骑兵出击，似乎是完全在我们的估计范围之内的！
    此文由战狼发表
    我提两点,供参考:
    1、根据历来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作战特点，除了正兵外，有条件的人往往会携带家奴出战，充当后勤兵，帮助看管后勤物资，守大营或作为旗鼓兵，这一部分人往往是不列入统计的，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他们在必要时也是参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