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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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崇祯为什么要杀他，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崇祯给袁大人定了许多罪，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崇祯留了他几个月，杀他是因为民愤不平，国法不容。民愤主要是京畿地区的，因为袁大人自己保证在蓟西堵住后金军，他上奏曰：“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他瞎指挥，后金军过了他都不知道，第二天才往北京赶。
    蓟门很险要，素有“畿东锁钥”之称，袁大人不集中兵力在这里堵，却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连侦防都不能实现，实在是无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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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崇祯给袁崇焕定下的罪名里没有通敌、谋叛，用的刑罚却是标准的只对谋叛者使用的刑罚——凌迟一刑，仅用于忤逆和谋逆？用于袁崇焕，其实就是默认他是谋逆，不过根本找不到证据，只能莫须有着胡里胡涂用刑。
    2、崇祯杀袁崇焕的直接原因是温体仁的坚持，这是史所明载的，温体仁一人就代表民愤和国法？不过代表党争而已！
    3、“必不令敌越蓟西”这句话是袁崇焕在赶到蓟州后，给崇祯的奏折里说的。此时袁崇焕已被崇祯临时任命为勤王军总指挥，要求他务必抵挡住皇太极入口的军队，使其不能威胁京师。皇太极是怎么入口的？从蓟镇长城攻进来的。明朝几百年布置的长城防线都拦不住后金军队，袁崇焕凭借五万军队（其中三万还是蓟镇不堪一战的弱旅）就能够在华北平原上临时布置起一道水滴不进的的防线？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国难当头，既然崇祯已经任命了袁崇焕为勤王军总指挥，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只能铁了心去做。袁崇焕“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之语就是这种大丈夫有所必为的慨然之诺。
    4、皇太极在得知对阵的是袁崇焕后，第一次改变了入口以来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的军事作风，只敢悄悄绕过袁崇焕的防线，足以说明袁崇焕是皇太极唯一忌惮之人。袁崇焕得知后金军队绕路进军后，日夜疾驰，后发先至，迟一天出发却比后金提前一天赶到北京。
    5、蓟门再险要，也只是相当于华北平原上其余地区的一马平川而言，一个未加修筑防御工事封锁的天然险地，难道能比皇太极入口的长城还险要么？后金军队一入长城，在华北平原就有如龙入大海，即使明军封锁住蓟州一带短短的区域，仍有更广阔的平原地区可供八旗铁骑选择侵略方向。难道皇太极是不懂得随机应变的军事入门者，不晓得根据明军的布防相应改变自己行军路线么？仅靠五万明军就想要在华北平原上成功阻截满蒙联军，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袁崇焕死后，后金还曾四入中原，明军依然拿四处运动的清兵毫无办法，足可见以此责袁崇焕失职，完全是强人所难。
    6、指责袁崇焕“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与指责袁崇焕没有阻截住满蒙联军是根本矛盾的两件事。防线拉的越开，防守的地区越多，当然阻截的可能越大。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崇祯指责袁崇焕“援兵四集，尽行遣散”不是在以阻截失败定罪。这个指责的意味十分简单：袁崇焕的布置减少了第一时间勤王北京的兵力，因此害怕自身不保的崇祯迁怒于袁崇焕。但是实际上，北京却是有十几万京营守护的，且更有轻骑深入的满蒙联军根本啃不动的坚城利炮，而其它地区却根本没有如此强大的防卫。因此，将各支勤王部队分散布置在蓟镇的各个要点，既能保护各地的民众，又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阻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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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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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袁崇焕从上任到下狱，崇祯真正给他的事件只有十六个月，以五年平辽未能达成目标来罪责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是最为可笑的罪名。己巳之变，皇太极进入关内是通过的蓟辽总督刘策的辖区，而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祯实录》）。在袁崇焕自己的辖区内，他做到了“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这些预警措施，而在刘策的辖区内，“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却被友军王元雅一口拒绝。一个月后，后金长驱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负责的遵化段长城。
    2、以市米则资盗。见前面袁崇焕“卖米”事件的分析，而且在崇祯下令只允许计口量换米粮后，没有任何袁崇焕违背该旨意多卖粮食给蒙古的记载。
    3、以谋款则斩帅。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过程中互相来往的十余封书信，全都收录在《满文老档》中，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斩帅”一个字。“以谋款则斩帅”这个罪名，是典型的莫须有。明廷曾经掌握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有七人被抓入锦衣卫，阉党称其为袁崇焕与皇太极私议和款的联络人。但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这七人被抓入锦衣卫大牢后的第二天就全部失踪，因此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
    4、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皇太极入口是从刘策的辖区攻入，此后进入了华北平原的满蒙联军，以袁崇焕手头的实力，是根本难以拦截住的，之后的清兵四入中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而至于顿兵不战，无论是三天的蓟州防卫战，还是十余天的北京保卫战，袁崇焕以手中的军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依城倚炮坚守，如果妄自出击，只可能象之后满桂的永定门之战一样全军覆没。崇祯手握十几万京营却将其全部留在北京城内保护自己，同时又要求城外不到二万的勤王军主动出击赶走敌人，这其实就是在把勤王军往死路上逼，永定门之战的结果为崇祯的愚蠢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5、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某些人一直以于谦防卫北京时定下的规矩，来断定崇祯不让辽东军入城是“符合祖制”。但是这个祖制却是个双重标准——满桂的大同援军被崇祯请入城好好的修整了一番。其实此条恰好说明，袁崇焕刚到北京城下时，崇祯就已经听信传闻，认为袁崇焕怀着不臣之心了。喇嘛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历年议和的使者。在勤王军大都未能赶到时，用谈和的手段来拖延时间，当然是最稳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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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崇祯殚精竭虑凑来的辽饷和最后的主力都损失掉了，其实“中兴之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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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辽饷是万历朝开始增收的一项额外税收。最初是以辽东战事为名义征收，但是这笔钱实际收入国库后，并未全部用于辽事。直到崇祯十年以前，全国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都是从这里出的。袁崇焕上任督师蓟辽时，云南安奢之乱的消耗就是一个大头，这个西南地区的叛乱从万历末年开始，直到崇祯二年八月才平复。此外，西北的民乱也已经初见端倪，而这些钱，统统是从辽饷里出的。在明末历史中，辽饷和辽东军饷是两码事。
    2、明朝最后的主力是洪承畴在崇祯十四年松锦会战中葬送的十三大军，此时袁崇焕身死已经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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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明朝灭亡于一场天灾，即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长达七十余年，这是全球性的灾害，是因为太阳黑子突然消失了70多年，整个北方气候寒冷，是人类一万年以来最冷的，它造成的是北方长期干旱，灾害不断，游牧民族、渔猎部族入寇频繁，军镇屯田收入锐减增加朝廷负担，而明朝的税赋又集中于农业，减少比较大，又因边患和北方九大军镇的消耗也很大，最终亡于瘟疫和财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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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天灾，对于明朝是灾难，对于满清就是机遇，这种解释问题的双重标准是很经不起细究的。实际上，对于国土辽阔，江南鱼米丰登的明朝来说，所谓的小冰河期对他造成直接经济损害肯定轻于他的对手。明朝的灭亡不该怨天，只应该尤人。该责怪的也不应当是袁崇焕这个孤胆柱石，而应当是明末执政体制的积重难返和末世三皇帝的一错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