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塔海华丝和肖申克的救赎

我不时得到他的新石雕作品，到了1967年我给他弄了一把新凿子――我十九年前给他弄的一把已经磨损了。十九年！说这个词组的时候，这个三音节的词组就像在坟墓的门上重重的三声敲击。凿子已经从那时候的十美元涨到1967年的22美元了。他和我对此苦笑了一下。
        安迪继续雕刻他在操场上发现的石头，但现在操场比以前小了，一半的地方已经在1962年铺上了沥青。我猜虽然如此，他仍觉得地方够他拣石子了。当他完成了每件作品后他就把它仔细的放在窗台上，面向东方。他告诉我他喜欢看着它们迎着太阳。片岩、石英石、花岗岩……很有趣的小云母雕刻品用航空胶水沾在一起。不同的沉积物被仔细的打磨和切割，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安迪叫它们“千年三明治”（millennium sandwiches）――不同物质的层面构筑了数十个世纪的画面。
        安迪经常把石雕送人好给新的腾地方。他给了我许多,我想我有5个吧。有一个云母雕像就像一个人在投标枪。我一直保留着它们，每次我把玩它们的时候都在想，如果一个人有充足的时间和意志，水滴石穿，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至少表面上看来事情保持不变。如果诺顿如他所说的那样打击安迪，他将不得不深入到本质才能看变化。但如果他看到了安迪变的跟以前多么不一样，我想诺顿会因为他与安迪四年来对着干而感到洋洋自得。
        他曾说过安迪在操场走的时候就像在参加鸡尾酒会一样。我不想这样说出来，但我知道他的意思。回到我所说的那个时候，安迪把自由当作看不到的外衣穿着，他从来没真正变成一个囚犯那样的心态。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变的迟钝。他从来没像那些一天结束后回到囚房熬另一个无尽长夜的囚犯那样走着慢吞吞的步子，背弓着。安迪走路的时候背直着，他的步子很轻快，就像他正回家那样――家里的饭菜烧好了，一个美丽的妇人在等他，而不是一堆索然无味的浸水蔬菜，几块捣碎的土豆和一两块肥肉做的晚饭……除此之外，墙上还挂着Raquel Welch（拉奎尔 韦尔奇 美国女演员）的画像。
        但那四年里，尽管他没有变得跟其他人一模一样，他却变得沉默、内省和爱思考了。谁会责怪他呢？所以也许诺顿监狱长得意了……至少，是暂时得意了。
       他的黑暗心情在1967年棒球世界锦标赛（World Series）期间消散了。那年是梦幻般的一年，正如拉斯维加斯的下注者预测的那样，红袜队不再是第九名而是获得了冠军。当他们夺得冠军的时候，监狱里热情洋溢。曾有一种傻气的想法那就是既然红袜队都能复苏，那世界上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了，我无法解释那种感觉，就像披头士狂（Beatlemania）无法解释那股狂热一样。但这是真的。当红袜队突飞猛进的时候这里的每个收音机都转到了现场直播。当红袜队在克里夫兰（Cleveland）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触地得分的时候大家一阵欢呼，当Rico Petrocelli接到了高空球并牢牢地抓住它的时候大家狂欢，当在锦标赛第7场击败了Lonborg队时大家又是一阵欢呼。也许只有诺顿不开心，那个婊子养的。他喜欢他的监狱里充满着悲苦气氛。
        但是对于安迪来说，没什么好去欢呼的。也许因为毕竟他不是个棒球迷。不管怎样，他似乎也被当前的气氛所感染，即使锦标赛结束了好像感染他的气氛也没消失。他又把那件看不见的外套从柜子里拿出来穿上了。
        我记得10月底在世界锦标赛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那是一个明亮金黄色的秋天。一定是个星期天，因为操场上满是“周末出来逛”的人，他们三三两两的扔飞碟，踢足球，交换东西。其他的人在来宾大厅的长桌子上在看守的注视下，与来访的亲友交谈，抽烟，谈论真实的谎言，收经过仔细检查过的包裹。
        安迪像印第安人一样靠着墙蹲着，把玩着手中的两块小石头，他的脸朝着阳光转过来。那天的阳光出乎意料的温暖。
        “你好，Red，”他喊我：“过来坐一会吧。”
        我过去了。
        “你要这个吗？”他问，把我前面说过的精心打磨的“千年三明治”递给我一个。
        “要啊，”我说：“太漂亮了。谢谢。”
        他耸了耸肩，改变了话题：“明年对你来说是个大节日啊。”
        我点了点头。明年我进这里就满30年了。我60%的生命都耗在肖申克的监狱里了。
        “想过你什么时候出去吗？”
        “当然。当我有一把白胡子。”
        他微笑了一下然后又把脸转向太阳，他的眼睛闭上了：“感觉真好。”
        “我想当你知道冬天快来的时候这样的感觉确实好。”
        他点了点头然后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当我出去的时候，”安迪最后说：“我要去个全年都温暖的地方。”他平静地说就像他只有一个月服刑期似的：“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Red？”
        “不知道。”
        “Zihuatcnejo，”他说，这个词从他舌尖出来像乐曲一样：“在墨西哥南部。离Playa Azul和墨西哥37号高速公路大约20英里。Acapulco（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西北1百英里太平洋里。你知道墨西哥人怎么称呼太平洋吗？”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
        “他们称它为‘没有回忆’（no memory）。那里就是我想要过下半辈子的地方，Red。在一个温暖的没有回忆的地方。”
        他边说边拣起一把鹅卵石，现在他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看着它们沿着肮脏的土地上弹跳滚动，这块土地很快就要淹没在一英尺的雪下了。
        “Zihuatanejo。我要在那里买座小旅馆。沿着海滩有六座小屋，后面还有六座，可以在高速公路旁卖东西。我要雇个人带顾客租船钓鱼。钓到最大的马林鱼的会有奖品，我会把他的照片挂在大厅里。那不是一个住家。那是一个人们可以度蜜月的地方……第一次或第二次都可以。”
        “你从哪里弄到钱来买这个神话般的地方呢？”我问：“你的股票账户？”
        他看着我笑了：“差不多，”他说：“有时候你真让我震惊，Red。”
        “你在说什么啊？”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安迪说，笼起双手点燃了一根香烟：“假设一间满是稀世油画、雕塑和古玩的房子，再假设房子的主人听到有一股飓风正向房子袭来。一种人对自己说只是希望飓风会改变方向，而不想想飓风不敢席卷所有的珍品，因为上帝不会允许。退一万步说，它们反正上了保险的。这是一种人。另一种人觉得飓风会把自己的房子撕成两半。如果气象局说飓风刚改变了方向，这个人会想飓风会再次改变方向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房子夷为平地。第二种人认为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时候  也可以憧憬着将来的美好。”
        我点了一只自己香烟说：“你在说你已经为可能发生的事做了准备？”
        “是的。我为飓风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我知道看上去很糟。我没多少时间，但只要我有时间我都工作。我有一个朋友――唯一支持我的朋友――在波特兰的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他六年前去世了。”
        “Sorry。”
        “哦。”安迪把他的烟屁股扔掉：“琳达和我有大概一万四千美元。不是很多，但管他的，我们那时还年轻。美好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他做了个鬼脸，然后笑了：“在灾难降临前，我卖掉了我的股票像个好孩子一样付了税。没留一点尾巴。”
        “他们没冻结你的财产？”
         “我是被判谋杀，Red，不是死掉了！感谢上帝，不能冻结一个无辜人的财产。在他们鼓起勇气起诉我之前还有点时间。Jim――我的朋友――和我，我们还有点时间。我卖掉了几乎所有东西。但那个时候我有比在股票市场更担心的事情。”
         “哦，是的。”
    “但当我到肖申克的时候那些已经安全了。现在还安全。在大墙外，Red，有个从来不存在的人，谁也没见过他。他有社会保险卡和一个缅因州的驾驶执照。他有出生证明。名字叫Peter Stevens。很好的匿名，是不是？”
        “他是谁？”我问。我想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不相信。
        “是我。”
        “你不会告诉我你在那些检察官质询你的时候还有时间伪造身份吧，”我问：“或者你在审判的时候――”
        “不，我不想告诉你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