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下

    够不够二百六。这是当时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政策，当然也许是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这是一个口粮分配政策：就是不管够不够吃，不管大人小孩，每个人一年的粮食口粮都是二百六十斤。现在看来，每年是三百六十天，一天不够一斤粮食，而且干得都是强度很大的体力活，根本不够吃的。如果一年的工分值连口粮款都交不上，折算下来，连这么点粮食都分不够。爱国粮是一定要交的，集体储备也要足够留的。而能分配的口粮就是这么多。孩子多的人，有的小孩吃得少，勉强够吃，但粮食款又交不够，常常被扣口粮。没有孩子，像我这样的，虽然缴粮款没有问题，但是，根本就不够吃。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像并不是现在才有，过去同样有。不过现在的对策往往是个人对公家。过去的对策是集体对政府。干部们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自留地的面积是固定的，但他们可以借口地的质量不好，就给多分一些。当时别的副业是不让做，但鼓励毓猪。路边的街上经常写着一个口号：大养其猪。报纸上也有，鼓励大家毓猪。还给毓猪的人家分猪饲料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干部们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只要有人家毓猪，往往都能分到很大的一块猪饲料地。这样往往弥补了口粮的不足。这就苦了猪了：猪饲料地产的粮食，那可怜的猪是绝对吃不上的。它们平时吃的就是泔水和青草。只有到被杀头的那一个月，才能吃点给它们分的地里产出的猪饲料，真正的最后的晚餐。那时候的猪一年才能出槽，猪肉的质量特别好，一家燣肉，左邻右舍都能闻着肉香，跟现在的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虽然猪肉好吃，没有哪家舍得杀一头猪吃的。一头猪能卖五十块钱，还有布票，甚至还有饲料补贴，可以到城关粮站领一定数量的玉米，是一个家庭重要的收入。几乎每家每户都毓猪，至少毓一头。但多了也毓不起，因为每天都要去拔猪草，还要给队里干活，只能在下工后上工前，间歇的时间来毓猪。
    我们这里是山区丘陵地带，不适合种小麦，主要种的是玉米高粱。所以一年四季几乎很难吃到白面。种上一点小麦，还要上缴爱国粮。生产队再截留一部分，分给社员们的口粮里很少有细粮。人们对白面馍馍和面条的盼望，就如同穷光蛋想吃到鱿鱼海参一样。干部们也不例外，他们更想吃点细粮。生产队的粮库里是有小麦的。如果要想吃到这些小麦，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全体加班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夜战。所以每到秋天，往往要进行收秋夜战。本来根本没有必要，不加班秋收也能顺顺利利地提早完成。但是上上上下心照不宣，都达成一种共识，不进行夜战秋庄稼是收不完的。
    那年的秋天，玉米长势良好。下午在收工的时候，杨明成站在地头大声对大家说，今天晚上要夜战刨玉米。大家回去把小镢头全部准备好，不要到时候耽误工夫。松动的要固定牢，谁要耽误了就别想吃到夜战饭。
    加班本来是苦差事，但我们听到晚上要加班夜战，简直高兴得比赴宴还痛快。龙口夺食本来是指夏收的，但由于我们这里小麦产量少，就把这个词搬运过来，把秋收夜战也叫作龙口夺食，完全是名不副实。
    很多人晚上就攒肚子。所谓的攒肚子就是不吃饭，让肚子空着，等到下一顿饭，就能多吃点。夜战饭是管够吃的，而且是让人流涎水的面条。这种诱惑，让大家不顾健康，很多人连晚饭也不吃。而且收秋是重体力活儿，要等到干完活才能吃的，至少要在12点前后。但因为嘴太馋了，重要的是不用吃自己的，不吃白不吃，少吃白少吃。
    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吃晚饭的时候，父母都在吃，每人一条窝头，只有一盘干腌菜，那就是全家的副食。我也攒肚子：虽然也想吃，但想起那白花花的馍馍，那细长细长的面条，就觉得不能吃这个亏。家里的窝头吃多了，就给生产队省下来了。重要是这么好的好饭，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才能吃。我强忍着，不愿意吃家里的窝头。但母亲心疼我，用筷子敲着碗说，饭是公家的，命是自己的。要干差不多四个钟头的活，你不吃饭饿坏了，你要生了病让谁管？我们都老了，还得靠你的，你要把身体折腾坏了，我们靠不了你，你又靠谁去？
    父亲也说，少吃点可以，但不能不吃的，因为你是去干活的，不是赴宴席的。
    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掰了一块窝头，用筷子槣起盘子里的干盐菜，把那块窝头吃进肚里，垫了垫底。
    晚上，全体劳动力被集中到上坪里连夜收割玉米。每人拿着一把小镢头，每人两行，站成一排，齐头并进。只见朦胧的夜色中，玉米叶子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摇晃着，随着人们手中小镢头地飞舞，一株株玉米，像喝醉了一样倒了下去。每隔一段，把刨下的玉米秆一秿子一秿子地收拢在一起，成为一小堆，等到明天上午让妇女们来掰玉米。
    一开始，大家都卖力地刨着，我手中的小镢头挥舞着，感觉到力气蛮大的。但渐渐地大家都没有力气了。谁也知道，晚饭吃得少，或者就根本没有吃。队长杨明成大概也饿了，他喊大家休息一会儿，我们便坐在砍倒的玉米秸秆上，大口地喘着气。
    不知杨大队长晚上给我们吃什么？王和平问旁边的刘虎平。
    羊肉萝卜臊子荞麦面，李三成笑着说。
    过油肉馍馍鸡蛋汤，我在旁边也附和着说。
    做你们的美梦吧，刘虎平说，这些年你们谁吃过这样的饭？梦见的吧？顶多是几碗干调面，有没有菜还说不定呢。要不就是滒锅面，就算有菜也是萝卜丝土豆丝南瓜条。
    大家过足了口瘾，不得不继续再起来干活。大家都互相询问着，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因为按照惯例，往往要干到午夜12点才能下工，不然就有骗取吃夜战饭的嫌疑。全村只有杨明成一个人有手表。他是退伍军人，不知道是退伍以后有的还是部队上就有，反正神气得很。谁要关心时间，只能问他。当然家庭好一点的人，家里还是有一块马蹄表的。
    好容易熬到12点，随着杨明城说了一声，下工了，大家如释重负地拖着疲惫的双腿，连小镢头上边的泥土也懒得去擦，冲着村东头的杨明成家走去。
    院子里摆着几口大锅。队长老婆和几个妇女已经按时把饭做好了。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工具，连手也没有洗，每个人拿起箩筐里的大碗和筷子，就到锅里去捞面条。我自己也捞了一大碗，来到一张桌子跟前。上边的小碗里放着几样调料，有醋酱油和盐，连点腌菜都没有，真正的干调面。大家纷纷圪蹴在院子里，大口大口地馕着。我虽然吃了半块窝头，但肚子里早饿了，筷子槣面条，一个劲儿地往口里扒拉。本来是早就盼望要吃的面条，应该细嚼慢咽，细细地品味才对，但这样狼吞虎咽，根本吃不出面条的滋味。我由于吃了半块窝头，吃了两大碗，就觉得快饱了，又用筷子调了半碗，加了点佐料，吃了几口，觉得太胋了，就又槣了一筷子盐，吃了两碗半。
    王和平边吃边给我们谝他的饭量如何大。刘虎平听着，没好气地说，赶紧齺你的饭脑汁吧，要是齺得慢了，你就等着饿肚子吧。
    他抬头看了看锅里边的面条确实是不多了，吓得赶紧停下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边扒拉着面条，一连咥了好几碗。
    回去的路上，很多人挺着个大肚子，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不知道谁吃了几碗。王和平说他肚子疼，不断地按压着肚子。李三成对他说，你是吃多了，不敢停下，还是要多走几步，慢慢地消化了就不疼了。我想这不是活受罪吗？还是我的母亲有先见之明，让我吃了点窝头，不至于因为白吃饭吃多了，让肚子跟着受罪。
    虽然要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可杨明成绝不傻，他好容易得来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吃一顿饭而被剥夺的：这事不能多干。要让上级知道了，你们白天不好好干，专门搞个夜战来吃集体的饭，完全就是弄虚作假，欺骗上级。
    收秋以后，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的农历三月，差不多有五个多月，是农家最清闲的日子。本来我们受些穷也就罢了，还有五个月的休养生息，积攒体力，还能迎接下一年的农活。但那时候要战天斗地学大寨，要变冬闲为冬忙，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立刻就展开了。主要是深翻土地，而且还不能一个生产队单独搞，要大兵团作战。有一种热闹辉煌轰轰烈烈的效果。每年冬天往往把全大队的人集中到一个生产队去搞深翻土地运动。
    那年冬天，轮到在我们村搞深翻土地运动。这种大兵团作战，往往要安排在公路边，能让上级领导看到，能让记者拍到。而我们的村子正好在公路边，非常适合这样的大兵团作战。
    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青年突击队，铁娘子战斗队，猛虎下山队，甚至还有老大娘战斗队。一面面鲜红的旗帜插在公路两边的山头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呼呼地飘扬着。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来战天斗地学大寨，虎头山上展雄风的歌声，鼓舞着士气。
    公路两边的田地里，以生产队为单位，划成一块一块的，分兵作战。
    我穿着一件破棉袄，里面也没有衬衣，根本挡不住往里边灌的寒风。就用一根麻绳紧紧地捆在腰里，这样能挡一挡寒气。
    我拿着一把十字镐，跟大家一起使劲地刨着地。一镐头下去，只能挖出一个手指头大小的土块。土地硬得像铁块，都发黑了，根本刨不动。那时候天气异常寒冷，马路上都冻得裂开了缝。根本不像现在温室效应，冬天不冷，夏天也不太热。
    这样的效率实在太低了。可能中午时分县里和公社的检查团就要过来。几个队干部急得脑袋都快要炸裂了。支书刘明柱把吴兆成和杨明成叫到一块商量对策，还把李三成也叫来。李三成自从被开除红卫兵组织以后，因为表现良好，虽然杨明成对他不感冒，但支书和主任很看得起他，把他任命为青年突击队队长。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用火来烤。
    于是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四处寻找玉米秸秆。把它们抪在地里，放在冻土上。人们纷纷拿出火柴，用玉米叶子把秸秆点燃。一时间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就像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给这场战天斗地的战役，增添了热闹非凡的景像。
    随着浓烟的散去，坚硬的冻土终于有些松动。我又重新拿起镐头，使劲地刨了起来。果然比刚才要容易得多。我首先在三个侧面，掏一条小缝，然后再正面用镐头深深地挖下去，使劲儿一撬，就可以撬起一大块冻出来，把冻皮揭掉，剩下的就是虚土。别的弱一些的劳动力和妇女，用铁锹铲着往下深翻，至少要翻到两尺，本来要求深翻到一米的，大家偷工减料，翻到两尺也就停下了。
    我正干得起劲儿，队长杨明成走到跟前，看到我这样干，还表扬了我几句。说我善于动脑筋，这样效果要明显得多，苦干不如巧干，劳动也要有创造性。
    他的口才很好，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但我知道，如果有人表扬我，特别是领导表扬我，一般没有我的好果子吃。一定要让我干别人最不愿意干的活，这我已经领教过多次了。
    与其被动还不如主动些，说明自己表现良好，愿意积极配合领导的安排。
    我赶紧说，杨队长有什么安排？愿意听您吩咐。
    是这样，这是战天斗地学大寨，深翻土地立新功，对我们对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事情。看一看有多少人到我们这里来战天斗地，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表现得更好。为了让你改造得更好，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他严肃地说。
    我早知道有这一套，精神上早有准备，便赶紧配合着说，您说让我怎么干吧，我一定听你的。
    上级领导对我们这一次战天斗地大干快上非常重视。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的领导都要来参观，还有记者要报道拍照片，要上报纸的。给你一次露脸的机会，你可千万不要放弃，要积极配合。
    他进一步说。
    好我的杨队长，你真的快要把我急死了，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能不能赶紧说清楚点。
    好吧，他说，到时候你把上衣脱掉，一件衣服也不要穿。当然裤子是不能脱的。光着脊梁，就用这把镐头，使劲挖着地。领导看见一定会表扬你的，记者可能就会给你拍照片，你就等着上报吧。
    这么光荣的事情，怎么就让我来做呢？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个著名的坏人，著名的贼；让我来表现，不是我不愿意做，这不是给咱们生产队脸上抹黑吗？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反驳道。
    但我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大冬天的脱光衣服，谁能受得了？要是真的这么光荣伟大的事情，做梦也轮不到我。不过是谁也想不干的倒霉事，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我不得不去做罢了。
    正因为你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是为了挽救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的。这可不是我命令你做的，这是支书主任跟我们一块商量好的。你要不做，让别人做了你会后悔的。你得罪我可以，咱们是一个村的。但人家支书主任把你汇报上去，说你不接受改造。公社早就想抓你成为全公社的典型了，是大队和我们生产队两级干部千方百计地保护你，才没有把你上交出去。如果公社对你不满意，再把你上交到县里的群专指挥部，你想一想你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我听着他的话，脊背上冒着凉气：群专指挥部完全跟阎王殿一模一样，再硬的人进去也得蜕八层皮，我可受不了。他还是个玍脾气，又打着完成政治任务的口号，我哪敢怠慢？他嘴角吐出来的热气，我感觉到比凛冽的寒风还寒冷。每一股都刺着我的皮肤，像针扎着一样。我在这么大的力量面前，根本无法做出任何选择。
    好好好，我说了我就听你的吧，没有问题的。我赶紧表态，但我还是不甘心，紧接着说，这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工分上，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我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付出得也多，至少能在工分上给我一点补偿吧？
    这好说，杨队长爽快地说，给你三个工。就干那么一会儿，顶你干三天行不行？
    我不知道他竟答应得这么爽快，赶紧说行行行。
    现在看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干部们在经济上是不太计较的，最在乎的是他们的政治表现。
    那你赶紧准备吧，我让人到前边去放哨。一旦领导的车队过来，你就赶紧脱掉衣服干。我也不会让你干得时间长，把你冻坏了我也不好对你娘老子交代的。
    他叮嘱说。
    没什么好准备的。我说，就这一件破棉袄，一把就扯掉了。
    绳子是多余的，我先把绳子解掉，就算是准备好了。
    好吧，他说，你先假装着干，不要使力气。等我给你打了手势，你就赶紧脱了衣服，用吃奶的劲儿去刨。不要看人家，更不要看领导。只盯着土地干你的活，什么也不能听，什么也不要说。一定要把后背对着公路，不要把你的头面对着公路。一定要麻利点，不要奤奤地叫人笑话，丢了咱们村里人的脸。
    好好好，我说，我一听你定的安排。
    杨队长走后，我用镐头半天碰一下地面，一块土也刨不下。因为我没有用什么力气，其他人看着我，露出非常诧异的神色。看着我在磨洋工，觉得我的胆量太大了，在这么大的场合下，居然敢这样，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但有杨队长给我撑腰，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只是时刻留心杨队长给我的手势。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快点”，“快点”。所有磨磨蹭蹭的人都立刻挥舞着铁锹镐头，飞快地干了起来。这已经成了惯例，因为这种劳动表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所有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办。杨明成手一挥。我赶紧一把扯掉破棉袄，挂在路边的树上，脱掉烂背心，往双手里吐了两口唾沫，挥舞着镐头，使劲儿地刨了起来。
    顿时，脊梁上立刻像敷了一块冰，冷得我哆哆嗦嗦的；凛冽的风吹过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的身上，刺痛刺痛的。鼻子里的清水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滴在冰冷的冻土上。我尽力地面朝东边，把宽阔的脊背面对着公路，让那块肉面以最大的篇幅裸露出来，以引起上级领导最大的关注，让记者快门好对准它，而不是我的脸面。
    坚硬的土块在我眼前飞溅起来，打在我的脸上，非常疼痛。嘴巴稍微张开，小一点儿的冻土块便钻进了嘴里，立刻化成了泥。我不得不把嘴巴抿得紧紧地。
    我虽然专心刨着冻土，耳朵里却聆听着后边的动静。盼望着这些大人物们赶快过去，盼望着我的脊梁那块最大的肉面，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欢乐，带来一些成就感。随着我力气的发挥，渐渐地身上不感觉到太寒冷了，头上还冒着细微的汗珠。一丝丝的热气在我眼前漂浮着。但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虽然有三个工分的鼓励，但是这是代表村里，代表大队，给全村人和全大队人来争光的。绝对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车按着喇叭过来了。有很多领导的声音，在议论着深翻土地和粮食生产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一种科学的发明，一定要加强。好像大声赞美着杨明成，吴兆成和刘明柱，说他们组织得好，发动得好，群众干劲非常大。还听见有记者拍照片的声音，“咔嚓”、“咔嚓”的。
    但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为了抵消寒冷，我拼命地刨着，快把我的力气也用尽了。我非常盼望他们赶快走开，赶快结束这轰轰烈烈的视察工作。赶快给上级领导汇报，让他们得到表扬。至于我能得到什么，根本不重要。连个正面的脸也看不到，只有一块肉囊囊的脊背。也多亏看不到，如果要看到我的正脸，我就更加臭名远扬了。给生产队争到多少光不说，我自己的损失就更大了。得不偿失，我可不愿意出名。
    过了好一会儿，大人物的说话声，记者照相的声音，渐渐地远去了。这时候，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光光的肩膀，轻声说，你表现得非常好，不要干了，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我抬起头，看见是队长杨明成，便有些感激地放下镐头。先把破背心穿上，又从公路边的树上取下破棉袄套在身上，又重新把那个破麻绳系在腰间，坐在镐把上大口地喘着气。攰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一动也不想动了。心里觉得给我三个工，他们一点也不吃亏。这种活让谁干谁会干？我便心安理得地休息起来。干部们也不催着我。直到我觉得再这样坐下去，让人们说偷懒不说，重要的是不干活太冷了，身上也出了汗，容易感冒的。我又重新加入了战天斗地的行列。
    但干了没有一会儿，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让大家停下手中的工作，要开工地批斗大会。
    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四处寻找玉米秸秆，放在屁股底下，按照生产队的秩序，坐成一大片。支书主任和各村的队长，都站在上边那块地的地塄边，就像一个高高的台子。大队主任吴兆成主持会议，首先有支书刘明柱讲话，人们稀稀拉拉地鼓着掌。
    刘明柱站在地塄边，大声地说，我们之所以组织这次大会战，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秋天，粮食产量不如去年，受到了上级领导尖锐的批评。说我们之所以成绩下降，就是因为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对阶级斗争抓得不准不狠不灵。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精髓，没有落实深翻土地的号召，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改正这两个错误，进行深翻土地的大会战，最好的标准要翻到一米深，至少也要达到70公分。所以我们就要变冬闲为冬忙，组织大家进行这场战天斗地的深翻土地大会战。争取明年的产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还要狠抓阶级斗争，狠狠批斗地富反坏右。把各村的反动分子给我抓上来！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早已严阵以待的大队民兵立刻行动，把混在人群里的各村的地富反坏，反动分子，像拎小鸡一样一个一个地揪到地塄下边站成一排。
    看到这阵势，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等我睁开眼，杨队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跟前，他低声对我说，你也得上去。
    怎么我也要被批斗啊？我刚才给你们干了那么重要的事情，也算立功赎罪了吧，怎么还要批斗啊？你不表扬我也就算了，你们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吧，欺负人也不能这样欺负吧。
    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从来不敢跟领导发火，但这一次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没把我冻死，攰死，不给我评模范，表扬我了，还要让我跟地富反坏一起接受批斗，还有理没有了？
    不是，杨明成赶紧说，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呀，咱们村的坏人太少。你看看，这一长串，差不多有二十个人。吴主任觉得这太不公平，我们村才有三个人，你也应该上去凑数的。还是我说你现在的表现这么好，让你去凑数，说不下去。但人家不行，我怎么说人家也通不过。说怕别的村里边闂他，袒护我们村。人家挨批斗的有好几个，我们村只有三个人，实在不平衡也不平等了。让他的工作不好干。要不是我对你说情，人家早把你抓上去了。你看那些人谁跟他们商量的？从衣领上就拎上去了。跟你还是不一样的，我答应他们跟你商量一下。
    我看着他哭丧着的脸，好像真的是没法子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吴兆成绝不是吃素的的。但这对我公平吗？他们玩平衡，让我去玩火，烧死我不心疼是不是？
    随你便吧，我不答应，你把我揪上去我就跑。除非你把我打死，我给你们付出的也够多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偷小摸的贼。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就算是坏分子吧，可我给你们付出的也太多了吧？将功赎罪，永远也赎不完罪了吗？
    我愤愤地说。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杨明成有些央求地说，你多少给我一点面子吧。
    这时支书刘明柱也走了过来，对我们俩说，怎么样？还没有商量好呢。你们不要等批斗会结束了还没商量好，那时候大家面子可就都不好看了。
    可是，杨明成说，他的表现你也看到了，实在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放过他这一回吧。
    不行，他说，人家别的村早就有意见了。你们村抓出来的阶级敌人，实在太少，人家早就不不满意了。这样吧，多给他补偿些就行了。他光着身子干活，给了多少个工？
    三个工，杨明成说。
    好了，刘明柱说，你再给他加三个工。让他就在台子上站一会儿。站一会儿给三个工，你还不划算吗？你要再硬下去，工分没了，说不定还要把你上交到公社和县里边的群众专政指挥部，这合算吗？你也不是三岁小孩，你划计一下，这账算不来吗？
    我没有问题，一定同意，马上就让记工员给你计上，一天六个工，够照顾你了吧？
    杨明成说。
    我知道，这是人家的底线了。经济上给我的的确实是不少，干一天顶得上干六天，傻子也能算得出来。至于脸面吗？连里子也丢得没了，还要什么脸！再说了，看看台上站着的，老老小小的，人家不怕你怕什么？人家不觉得丢人，你觉得丢什么人？
    想到这儿，我赶紧说，好好好，好好好，我一定答应，赶紧上台。
    话还没说完，我赶紧上去站在那一伙坏人旁边，像他们一样低着头，向全大队的老老小小低头认罪。
    好在这场面我已经见得多，也干得多了，已经成了老油条了。就跟我旁边的这一串串人一样，早已习惯了：被批斗，就像吃饭上厕所一样，每天这样做都不会厌烦的。站在台子上人就像霜打了的黄瓜，苶呆呆蔫蔫地佝偻着身子，头发乱蓬蓬地奓着，像一只只帽帽鸡。
    好在时间也不长，刚想着可能批斗会就要结束了。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几个民兵下去走到人群中，像打雷一样，三下五除二，圪洅洅地就把一个年轻人拉到上边来，站到我们这一伙坏人的前边。他好像挣扎着，嘴里说着什么，说我是无意的，又不是故意的，我就随便说了一句闲话，又不是反动的，抓我干什么？
    你还想狡辩？你这个反动分子，给我捆起来。
    随着大队主任吴兆成一声令下，几个民兵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根细麻绳，搭在他的肩上。左右各有两个民兵，把他的双臂挌擸起来，很快就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捆得像一个粽子一样。他被迫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头也快顶到地面上去了。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这场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只听吴主任说，反动分子就像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时刻防止他们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农业学大寨。双流生产队的万大成，就在我们开会中间，竟然散步反动言论。说我们深翻土地发展生产，顶个毬哩。胆敢污蔑我们今天的革命行动。对这样的阶级敌人，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要把他交到公社，让公社革委会对他进行严肃的处理。
    原来是这样。这是一句脏话，是我们本地方言，“毬”好像可以代替一切，表现不满，埋怨，糟糕，没用等等一切不好的情绪，都可以用这个字来代替。他大概被哪个积极分子听见了，马上给领导做了汇报，立刻就被作为典型把他抓了起来。
    在下工以前，吴主任好像还不解恨，虽然给他松了绑，但还是让民兵围成一个圈，把他围在中间，你揎一把，他搊一掌，把他搡来搡去。我们把这种整人的方法，叫做传弶弶，是一种非常侮辱人的群体行为，在当时批斗时，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直到把他揎得倒在地上，精疲力竭，爬不起来为止。
    这种震撼足以让所有不满的声音发不出来，静若寒蝉，呆若木鸡。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大会战第一天，就以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束了。以后天天要进行这样的会战，一直干了一个多月。
    由于是各村分工，包块完成，把好好的土地挖成一道一道的壕沟，并没有把各家的都连接到一块，外村的人就全部各回各家了。我们村的人只好来继续平整，但把整块的地平整完根本不可能。只能把高处的往低处铲一铲，这样就把好好的土地，变成了波浪形，起起伏伏的，实际上是对土地的一种破坏。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做个秀罢了。对于我们村不仅没有用还有害的。而这种打着深翻土地的名破坏土地的事情，各村都要轮流进行一遍才会罢手。
    深翻土地的会战结束了。但变冬闲为冬忙的政策是不能改变的。寒冬腊月实在是没个好干的，唯一能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城里掏大粪。一担一担地担到地里，跟黄土搅拌在一起，堆成小堆。等到明年春天种地的时候，摊开来，作为肥料。倒也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所有的队干部都会想到做这件事情，所有的农民也都只能做这一件事情，竞争就非常激烈了。
    自己家的大粪全让我们上到自留地和猪饲料地里了，根本不可能上到集体的土地里。只能到城里去掏大粪。我们村由于离县城远，只能用驴车来拉。生产队到工厂的机关里要来废弃的油桶，把它改造成大粪桶，安在平车上，让驴骡马拉着，到城里去掏大粪。
    但由于冬天掏大粪的人太多，我和王和平，刘虎平，李三成三个人，走遍全城四条街，也没有掏来几担大粪。一个粪坑连一两桶也掏不满，李三成便提议咱们到招待所去试试。
    招待所在鼓楼迤东，路并不远。但我们知道，招待所根本不让掏大粪的人进去。我们三个人便来到招待所的外墙。外墙紧邻着新华书店，墙里边就是招待所的厕所。我们看看左右没人，就翻墙进去。只见茅坑是锁着的，有一个水泥做的盖子，上边还有一把锁。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为什么大粪坑还要用锁锁起来，难道他们是吃大粪的？
    刘虎平试着把锁子拉了一把，居然拉开了。原来这是一个空锁子。
    大家心里很高兴，打开盖子，有大半茅窖，几乎快满了。王和平翻过墙，李三成站在墙头，把我们的大粪桶一个一个地递进来。我用茅勺，一勺一勺地掏着，很快掏满了一桶。刘虎平就接着李三成放下来的扁担，用钩子挂在提梁上，慢慢地吊上墙去。又从墙上吊到墙外边；外边的王和平接着，放到巷口里。
    就这样我们已经掏了有五六桶。就在我埋头掏第七桶的时候，突然有个上厕所的人，高声大气地闂着走了过来：
    哪里来的贼娃子？你们从哪里进来的？怎么胆敢偷我们的大粪！想不想活了你们？你们是哪个生产队的？我要找你们队长去。
    听到他的闂声，站在墙上的李三成，纵身跳下墙去先跑了。刘虎平也一下翻到墙上，一闪身就跑得不见了。我刚直起腰，就被那个胖胖的人给揪住了。他紧紧地抓住我不放，我奋力地挣脱着，但看看身边，就剩下我的两只大粪桶了。我要跑了，这两只粪桶和扁担，肯定要不成了。
    我只能低声央求着他说，我们实在不知道你们招待所的大粪不让掏，要知道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来的。
    你完全是狡辩，你是掏大粪吗？你完全就是偷大粪，就是贼。你们要是掏大粪，为什么不从大门上进？为什么不敢公开出入？为什么要翻墙？翻墙跳窗的不是贼是什么？你给我说！
    我真是无话可说，但我还是跟他说，就算我们做得不对，可又没偷你们的东西。你们这些大粪总是要往外运的吧？我们帮你们清理卫生，难道哪做错了吗？再说我们也是头一次，如果知道你们这么严格，我们再不会来了，你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你他妈不要胡搅蛮缠，这时又走来三四个人。其中的一个人大声闂道，好像是那个看门的：你们这些贼不是一次两次偷我们的大粪了。你看把墙上的砖都踩得掉下来了，还说不是第一次？你这是惯犯，不要饶了他！
    这个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其中的一个人好像认出了我，他可是个著名的贼，盗窃大王，马吉平。在他们公社和他们大队，不止一次被收拾过了，还敢来偷我们公家的大粪，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我一下吓得脸都白了，什么话也没有再敢说。
    哦，这就是那个最著名的贼啊？另一个人说，真是贼胆包天，不收拾一下，他不会吸收教训的。话没说完，他的一个耳掴子就朝我挕劀了过来。其他的几个人也一拥而上，又踢又打，直到打得我鼻血都流出来了，他们才住了手，气哼哼地又日吷又闂着地走了。
    我圪蹴在地上，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欲哭无泪。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外面接大粪桶，偏偏选择到最里面，偏偏我又是一个著名的贼。伙伴们都跑了，只把我留在这里受这种惩罚。就因为给人来清理垃圾，收拾拉下的最脏的东西，竟然还落下一个偷盗的罪名？我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天理良心，这世界上还有理吗？
    圪蹴了半天，我在墙上抠了两块黄土块，昂起头，塞进鼻孔里。如果那个锁子不是坏锁子，也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看着那把锁子，一脚把它踢进茅坑里。又发疯一样地提起已经快装满大粪的茅粪桶，全部倒在厕所后边的空地上，又舀了两勺，洒在墙上，才用扁担把空着的大粪桶从墙上吊下去，自己翻过墙，担上两只空空荡荡的大粪桶，沿着原路返了回去。
    事后才知道，这样的大机关为什么要把大粪坑上锁的真正原因。
    原来这些大户产生的粪便多。由于要变冬闲为冬忙，掏大粪的社员太多，竞争过于激烈。郊区种菜的生产队，就跟这些机关签订协议。机关给他们提供粪便，他们给机关提供蔬菜。用蔬菜来换粪便，各取所得。像我们这种农村，特别是离城市远的人，根本没有这种交换的条件，只好选择偷盗。难怪他们对我们这么愤怒！但对于我们确实是不知情，是别的窃粪贼们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但人家干得好，没有被抓住，把我们抓住了，就以为是我们经常偷他们大粪的人。所以对我非常愤怒。我偷的不是大粪，而是南瓜白菜胡萝卜。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但我偷大粪，确实是偷。因为那不是大粪，而是蔬菜！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也就释然了。好像挨打也是应该的：谁让你在人家嘴里边抢吃到口的东西呢？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