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梁山

 
  而施耐庵在解决女人时，无一例外的采取的都是剖取心肝。这让我怀疑他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恋母情结。先看武松。那潘金莲被武松腦揪倒來： 
  “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肐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裡銜着刀，雙手去斡開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 
  这是多么的酣畅淋漓，惊心动魄！从中不难看出，武松实际上也就是个性压抑者。有时做男人的确是很累的。倘若将武大的事迹往仁义上靠，那么，我觉得，这仁义不要也罢！ 
  还有更精彩的，就是在翠屏山上，杨雄将潘巧云“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 
  这样好像还不太畅快，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將頭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裡了。” 
  从这里不难看出施耐庵的价值标准：倘若一件美好的东西，你要是得不到，那么就将它毁灭！强盗的本质，便是如此。 
  很多男人其实都是为了女人活着的，因此他们根本受不了女人对自己的背叛。 
  像李师师，倒是惬意的作了女人该做的事。她至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她是皇帝的情人，后来，她又想做燕青的情人。我设想，在金国人攻进汴京之后，李师师的下落，是不是该着落在消隐的燕青身上呢？！ 
  作为女人，在北宋年代，在施耐庵的笔下，是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出嫁的！        
三十、双鞭呼延灼    
  想说呼延灼，首先得提一下在水浒中只被提及一次的他的先人呼延瓒（赞？）。 
  据《宋史》记载：“呼延赞，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赞少为骁骑卒，太祖以其材勇，补东班长，入承旨，迁骁雄军使。从王全斌讨西川，身当前锋，中数创，以功补副指挥使。太平兴国初，太宗亲选军校，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从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坠者数四，面赐金帛奖之。七年，从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为马军副都军头，稍迁内员寮直都虞候。” 
  他应该算是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时代的名将。他使用的兵器，是铁鞭跟枣槊。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一贯具有浓厚的传承色彩，它的审美趣味，热衷追求的是角色甚至道具的认同，而不是求新，求异。这使他的文化群，在最简单的话语的鼓励与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精神。这是任何高深的学问，都难以做到的事。也许，这一点看看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形象的根深蒂固的理解，就可以知道了。 
  像呼延瓒的铁鞭，到了呼延灼手里时，摇身一变，成了竹节熟铜鞭。而他的枣木槊，则成了呼延灼力荐的“百胜将军”韩韬的贴身兵器。 
  而在《说唐》中，尉迟恭的贴身兵器，便是双鞭加长枪。他与秦琼的著名的“三鞭换两锏”的故事，几乎成了《说唐》中的经典。秦琼跟尉迟恭的形象，后来成了民间的门神，祭灶那天，民间老百姓将两人贴在门板上，希望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在福州话中，“锏”与“钱”同音。福州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我胡乱猜测一下，想来大家也有发利市的意识吧。 
  有趣的是，呼延家传的枣木槊，在《说唐》中却成了尉迟恭的死对头单雄信的得意兵器。这可以说是后来的话本先生的移花接木的举动吧。尉迟恭身高一丈，跟吕布差不多。但是他“腰大十围，面如锅底，一双虎眼，两道粗眉，腮边一排虎须。善使雌雄两条竹节鞭，有万夫不当之勇。” 
  这是做门神的最好形象。然而，尉迟恭在《说唐》中，却不是十八条好汉之一。秦琼之后，王伯当和单雄信这帮贾柳店结拜出来的，总算忝居末位。后来秦琼的双锏，又在评书中，交到了牛皋的手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袭心理，是如此的固执，就像律诗，一千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在按律抒怀，这于别的民族文化来说，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怀旧，因袭，缅怀，认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固执特征。但是，既是文化，便没有好坏之分。文化跟文明的定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文明代表着进步，而文化，注重的则是独具的特色与影响魅力。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就没有了最起码的说话的理由。 
  我以为，文化跟战争一样，都是一种生存认同的错觉。基于此，历史也有可能是一种错觉。 
  扯远了，还是回到呼延灼吧。在五虎上将中，除了“霹雳火”秦明的狼牙棒有点突兀之外，其他四人的兵器，都是有源可本的。而呼延灼在投降上山前，他的职务跟秦明一样，都是统制使，有点像如今的武警支队司令。呼延瓒之所以能在《宋史》的列传中出现，除了战功外，还有他的家教。他在身上刺满了“赤心杀贼”的文绣，在四个儿子的耳后，刺上“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 
  《宋史》中又说：“（呼延瓒）及作破阵刀、降魔杵，铁折上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性复鄙诞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其子尝病，赞刲股为羹疗之。” 
  呼延家的前身，是匈奴人的后裔。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上千年的文化的同化中，匈奴民族早已融入汉民族中。就像呼延灼，他的最精彩的表现，还是死在与金兀术对阵的战斗上。《说岳》中的他已经苍老了，体弱年迈，但雄风犹在，这使得他的铜鞭，能够和他的先人沟通起来。而不是像杨志去卖刀一样的窝囊。 
  《宋史》中关于杨家的描述，也就是列传中杨业与其子延昭两人不多的笔墨。 
  我觉得汉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同化功能。中国人即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夹杂着文化因素的，因此胜败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秦朝之后，中原一带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由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杂乱无章的民族，都被汉文化消融了。这便是文化的力量。 
  我曾想，或许我的身上，也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身上流着的是，我们汉文化的血。        
三十一、西门庆的砒霜    
  诗云： 
  “風日清和漫出遊，偶從簾下識嬌羞。只因臨去秋波轉，惹起春心不肯休。” 
  列位看官，你道这诗从何而来？这诗道的是北宋末年时，山东阳谷县，风流商贾西门庆，跟妖冶怨妇潘金莲的一段生死缠绵的爱情故事。 
  说起来，西门庆跟潘金莲流传于世的名声，决不下于宋江，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而高于吴用，卢俊义，阮氏三雄等人。他们是《水浒》中的一对活宝。 
  我之所以这样评价他们，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壮举：如何在爱情与死亡之间做出果断的抉择。 
  情到深处便如烟。 
  当然，我在这里触及的，仅是《水浒》中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笔下的那个拥有类似县公安局长官衔的，身兼商家与土豪于一身的西门庆，绝无干系。那是演义。 
  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爱情故事，因为一包砒霜，从而招来了千古骂名。 
  倘若我们从反面来看下砒霜这件事，便可以知道，当时的法律和社会公德，对通奸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中国人的面子是丢不起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丢了面子，关乎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事，而且还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产生重大的冲击。 
  武大郎丢不起这个面子，如果他知趣一点，戴顶绿帽靠边站，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也丢不起这个面子，如果他们继续偷着相好下去，也不致于遗臭万年了。而武松呢？虽说他后来是为了复仇而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但是，他的复仇，也不过是为了一个面子：他必须无条件地去掩护他哥哥的懦弱所产生的道德败坏。还有，通奸是触犯法律的。而正义恰好正在他这一边。他赢得了舆论与法律的双赢。 
  西门庆和潘金莲短暂的爱情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冲击了大多数人的面子。他们苦心经诣的那包砒霜，其实就是为了对付这些人的面子的。倘若没有大多数人都在拼力维护这个面子的前提，他们也就没有必要硬逼着武大去咽下那翻肠绞肚的苦药了。 
  面子一拉扯开来，就像麦芽糖一样，粘糊糊的。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苟合，一经曝光，便被粘住了。这时他们不得不寻求解脱的途径。 
  同时，让我感到有点凄恻的是，倘若西门庆不是真正的爱上了潘金莲，他是不会把砒霜交给潘金莲的。聪明如他，他应该非常清楚这样做的危险。但是他终于作了！这使他和潘金莲的爱情，变成了一股靛蓝色的毒焰。 
  武大之死，在于他没有自知之明。他自以为他是潘金莲的丈夫，但是，在他被毒杀之前，他其实只是我提到的面子上的一张狗皮膏药。阳谷县里，没有人把他当人。他的惨况，给西门庆的砒霜，增加了浓度。 
  于是武松从京城公干的回家，实际上也就成了正义的回归。武大的退化与懦弱的形象，在武松的畅快淋漓，快刀斩乱麻般的伸张气节之时，得到了补偿。 
  水浒就是注重这种价值的平衡，这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民主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