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我只能把我的记录稿不加抄录，卷成一卷，原件送到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那里。那个被划错成分的，我还尊重其家属意见，没把被打死的情节附上。后来呢？后来结果比一般的上告户好。那户被逼死的已经从优抚恤。那户错划为地主的，后来也纠正了，改为商人，没收的财产由公家退还。那位已经升任专员的彭书记，则撤了职，不知是作为年纪大了退的呢，还是有什么犯错误的说明？反正就是不让他干了，回家了。对这种干部，给这样的处理，实在已经算很难得了。真是过去没有的做法，我知足了。
  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着觉。
  我们文艺界自己的扫尾工作，也并不容易呀。过去给我们戴的帽子，已经一顶一顶取了下来，使我们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做人的资格，所有这些都是几十年未有的。这一条的重要性，不是经历这几十年的人，不能体会。这是真正的歌颂。搞文艺的人，要揭示这一点，要写出这一点的要求，出自内心。但是这点要求在中国却太天真了，被说成要弄乱啦，造成工作困难啦，别有用心啦。这说明婪尾春风，善后工作并不好办。
  不是光说上级的决心如何如何，人群之中也有人改不了原来的习惯。我就亲身碰到过一个写匿名信反对当时文艺的“解放”潮流的。实际那还完全说不上什么“解放”，只是老老实实写了一点不那么太光明的阴暗面，例如《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之类。匿名信作者就认为这样不得了，认为这等于爱伦堡的“解冻”，把光明的社会主义抹黑了。用匿名信转寄了来，说明这确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认为的确应当只准歌颂光明，不准指出任何黑暗。只准“左”，向“左”转，不准向别处走。不是别人强制他这样想，是他自己已经形成了一套思想，已经不习惯于做一个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了。不过这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他。而眼前还有更近的人，也是成天讲文艺理论的“三性”，谈性解放之类，和别的时髦人物一模一样，然而一旦听到上边一点消息，错会了意，马上就很熟练地拿出当年造反派的全套把式，翻脸不认人。这就更使人不敢只把这些看作十年或三十年、四五十年……之前那么深的积习，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忘记了，现在只拍拍手讴歌而已。
  我跟不上文艺界的新浪潮，只能作陈旧的老生常谈，但是至今还不能多谈。到了这类老生常谈不妨茶余饭后谈谈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文艺，且只说文艺，大概真的婪尾春风，群芳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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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郭小川的最后岁月
  胡金兆
  郭小川是我国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在五六十年代，许多青年都是在朗诵他的诗歌声中步步成长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对大家震动极大，觉得“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再隐瞒如何对得起毛主席！工作组借机施以高压，不少人的思想也被搞乱了，有人在为毛主席守灵时，突然痛哭失声，交待出去过天安门还拍了照。一些“可疑”的“右倾翻案”线索也被提出来，其中就包括1975年夏秋，郭小川在团泊洼的活动是不是“属于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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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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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似嗅觉灵敏的猎犬，立时抓住紧咬不放，一些与郭小川来往较多的人马上受到盘问、紧盯以至“隔离审查”。工作组找我谈话，问我郭小川回京后与他有哪些联系。显然我去过郭家已有所泄露，也许是我嘴不严自己说出去的。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我，认为文化部工作组是代表组织，对组织就要忠诚老实，遂承认去过郭家，只是没见着他。“怎么去的？”“他来信约定时间。”“信里说了什么？”“除约我聊聊外，还托我转信给吴雪。”此话脱口而出，立时发现失言了，虽是事实，却等于攀扯到吴雪。再逼我交出郭小川原信，我推搪说：“卷烟抽了。”
  1976年国庆后，我们被大整特整，已到中央戏剧学院任职的吴雪受到追查。这是我造的孽，致使他对我很有意见。10年后，纪念粉碎“四人帮”10周年时，我任职的《戏剧电影报》组织专版，我找从文化部副部长卸任的吴雪请他就此事写文章，并说明原委当面道歉，吴雪很爽直：“这也不怨你，我也要向你道歉，可能也因我的意见而影响了对你的使用。”从此我们化开了疙瘩，成了亲密的忘年交。
  就在风声鹤唳之际，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于记文化部随之垮台，中央派华山、石敬野、党向民，后又加贺敬之进驻文化部，于、张、浩、刘、侯立时成为阶下囚。紧张阴霾一扫而空，大家从心眼里感受到：这真正是第二次解放！
  1976年10月下旬，北京举行欢庆粉碎“四人邦”的三天大游行。“分办”隶属文化部，还要随文化部队伍行进。游行兴高采烈。行进到南长街南口时，从北过来一支十几二十人的队伍，举的旗子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为首的是胡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走过来，与我们队伍中的原音协主席吕骥同志紧紧拥抱，共庆新生。
  大家不由得想到躲在河南的郭小川。乌云已散，厄运远离，他可以也应该出来工作了。还有人听说，他将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然而紧接着传来：郭小川死在了安阳！
  又过了几天，传来了郭小川是在招待所中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窒息中毒死亡的确讯。1999年11月，河南《大河报》刊载了《郭小川之死》一文，作者亲自参与这一案件的侦查取证，详述了郭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70％。
  摘自《一九七五年前后的郭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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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久风要止，久雨要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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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竹君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这是一位老人在年将百岁时讲的话。她叫董竹君，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解放后连任7届全国政协委员。
  董竹君生于1900年2月，一生中经历了中国的巨大变迁。在“文革”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秦城监狱、公德林监狱和半步桥监狱先后监禁达5年多。
  1997年，97岁的董竹君撰写《我的一个世纪》，由三联书店出版。本文即摘自该书。
  出了什么事
  1971年10月中旬，从小窗外望，正是秋高气爽。某天下午，集体“放风”，圆厅里所贴的标语、毛主席语录全都不见了。次晨，林彪的再版前言也不背诵了，并嘱咐在语录上把这页撕去，查出不撕毁者要受处分。平时严督认真背诵，突然又要取消，大家奇怪。这一来，犯人的思想情绪大波动。有人猜测说：“这回也许出事了。”有人插话：“林彪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党章已规定。”另一人气冲冲地说：“这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退回到封建传统去了。”又有一人说：“过去坐牢的犯人反抗性很强。列宁曾说过：‘监狱是革命的学校’，确实是对的，那时的一些犯人是因对敌人斗争而坐牢的，而现在被关押入狱的人，除了刑事犯外，皆曾参加过革命工作，为何反而被捕呢？什么民主、法制！”大家各执己见，议论纷纷。我则觉得外面形势是在经历一场大变动，脑海沉浸在沉思中，一言不发。
  集体学习、集体劳动，这样的日子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一天轮到洗澡，我走了几十步，右腿竟然难开步了，同“号子”的人扶着我进了澡塘，不能入大池子，在池边淋浴，洗完后，腿已不能站立了。好心肠的同“号子”两位难友搀扶着我，跛跛颠颠地回到“号子”。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见我着急，便说：“不要急，你知道，你已关押快五年了，这是自然现象，不会瘫痪的。”回到“号子”，她们告诉队长，要求叫医生。此后，总算有医生每天给我吃药、诊治了。号里老犯人说：“你快放走了，不然不会给你医治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收音机传来了震撼心弦的哀乐声，报道了人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和家人愕了、呆了、傻了，也蒙了，哇地痛哭起来，泪水不止地倾淌。我被捕坐牢五年多，从没这样悲痛过，而是信心百倍地活着——有党、有党的政策，总有一天，自己会重见光明！因此，在狱中一切都能忍受。今天我的哭，一是哭人民敬爱的总理；二是哭为革命不顾生命而牺牲的英烈；三是哭红旗升上天安门并非易事；四是哭逃不脱封建历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