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富生是个好脾气，但每年也要为这事或那事生一顿气，然后就赌气要走。妈妈总是不动声色地等他自己消气。有一次争吵的原因是一个小丫头不小心把月经纸忘在了厕所。迷信里说男人见了这东西要倒霉，于是他就去向妈妈抱怨。虽然妈妈也是个女人，可在我家不跟她说又去跟谁说呢？
    在富生身上有很多中国人的优良品质。他出身贫寒，总是任劳任怨，勤劳苦干，但绝不奴颜婢膝。他像很多佣人一样，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乡下种一小块地，一家人很少见面。他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把希望放在将来。他要努力挣钱，让他的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
    有一次，富生给我看他为女儿上学买的书包。我深深地被他这份亲情所感动，大声地说：“富生，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牎”这话从三小姐的口中说出，即使她只是个小姑娘，也让富生窘得不行。
    好脾气的阿朱有一点豁嘴，她是我家的厨娘。生活中最令她满意的恐怕是她在我家的位置，因为厨娘在买菜的时候可以抽成。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流行“回扣”，而这也成了主雇之间的交易方式。虽然她和我父亲一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可她是个算术天才。如果妈妈觉得她的“回扣”拿多了，或者是她的账目有问题，她总是能飞快地心算出一大堆数字来解释账目，每每让妈妈无话可说。厨娘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所有的佣人都要敬她三分，因为得罪了她就没有好饭吃。阿朱明显地对富生有偏心，因为他是男的，所以他总能先挑好菜。其实阿朱对每个人都很好。
    丫头多是年轻姑娘，她们在我家干活一直到出嫁，也有的丫头会跟我们很多年。
我对阿金印象最深，因为她是跟着我的，所以我和她很亲。阿金很瘦，总是干干净净的，有一点神经质。她把像黑漆一样闪亮的长头发盘在脑后，平时用一把篦子梳头发，由于迷信的关系她一年才洗一次头。阿金大概三十岁左右，我一直不知道她究竟是老姑娘，是结了婚的，还是寡妇。
 
                          第四章  厨房里的快乐
    上学本来就已经很令人头痛，可是我们还得接受一大群私人教师在课后和暑假到家里来辅导，给我们补习功课。中国人一向崇尚教育，所以私人教师一直供不应求。这些私人教师来自各个国家。中国老师当然是教授中文还有数学，英国人教英文，法国人或白俄教法语。可是这些老师在我家都做不长，因为我们似乎都商量好了要和妈妈给我们制定的宏伟的教育计划作对，专门气老师。
    惟一在我家长期留下来的是丁毓珠老师。她成了我家的一份子，因为有妈妈给她撑腰。她来我家的时候只有十七岁，妈妈看了看她那张圆圆的善良面孔，就把监督我们学习的任务交给了她。我是她最不喜欢的学生，因为我过分活跃，让她不好管理。但是她对我的姐姐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丁老师第一次给我们指出了社会的不平等。她虽然出身于封建家庭，但是打定主意要出来工作。她年轻而富有朝气，从来不目光狭隘。她使枯燥的学习变得有趣，给我们打开了知识之窗。不久以后，她瞒着我们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我在学校里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为伟大的女性而战》。那次我得了个零分，因为我的文章还没有题目长。我光有这么个愿望，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那一年我只有八岁。
    厨房是佣人们常待的房间，我认为那里是最安全的，根本不必担心会被母亲叫去念书。我很爱看他们吃饭，总是狼吞虎咽的样子，用筷子很快地把米饭扒进嘴里。
他们的饭看上去比我们的饭要好吃得多。
    然而在厨房里也会有让我难过的事情。比如说，厨房的地上躺着一只刚宰杀的鸡，它的死让我觉得比祖父的死更真实。祖父是穿着华丽的道袍静静地躺在棺材里，而那只可怜的鸡，头被砍掉后还挣扎着跳来跳去。
    在上海潮湿炎热的夏夜，我们把木制的后门打开给厨房通风透气，外面的铁栅门则是锁起来的。当佣人们离开厨房时，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把脸贴在铁栅栏上，看着门外的窄弄堂。一排凉西瓜从家里餐厅的瓷砖地上传来一阵清香，门外蒸热的空气把人们都赶进了屋里。有时，远处小贩的叫卖声会打破宁静。我先是听到他们走近，然后才看见他们赤着双脚，汗流浃背地挑着沉重的扁担走过去，也许是我心中那颗演员的种子在萌发，我很能把我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觉得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艰难。
    我和两个姐姐搬进了楼上的卧室，窗户对着对面的一排房子。一楼住着的一个女人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她是个高级交际花，显然曾经风光一时，连佣人们都知道她的坏名声。她已经快四十岁了，和一个使女住在一间房里。热天时她把窗户大敞，我可以听见她和徒弟在谈生意。虽然我还太小，听不懂她们在说些什么，却被她指手画脚的夸张动作吸引了。她把旗袍的领子解开，把下摆撩起到腰际，两手戳在后腰上，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大声说话，还不时地拍一下大腿来强调语气。
    可惜我从来也没见过她和男人在一起，也许她只是在晚上我睡觉以后才干她的事，也许客人一来她就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后来父亲发现了我在看她就骂了我一通。我当时觉得很委屈，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她只不过是在吃西瓜而已。三个年轻女孩子住在一个妓女的对面，能不让她们起好奇心吗？我姐姐也像我一样对她感兴趣，我敢打赌她们比我看到的多，也比我懂得多。
    我特别想认识这个女人，也想和邻家那个备受欺负的丫头交朋友，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人从来不让孩子们走出他们的视线。没想到那个女人却自己主动找上门来。她来问我家的佣人要我们裙子的样子。难道她也有个孩子吗？佣人们当然是一口回绝了，那个女人便也同样地回骂了几声粗话。
    很多年以后，我在伦敦准备扮演妓女“苏丝黄”的时候，常常会想起童年时那个女人的形象，奇怪的是，她也姓黄。
 
                         第五章  父亲的新式戏剧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姜椿芳回到上海，负责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市民，抵抗日寇。
他利用戏剧把大家集合起来激励士气，在抗日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姜椿芳和他的同志们组织了上千个业余剧社，把现代西方戏剧从少数能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中推广到人民群众。业余剧社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参加，有学生、工人、职员、药剂师、邮递员等等，还有在中国和外国公司的白领人士，甚至包括涌进城市的一无所有的难民。由于这些演员缺乏演出戏曲的艺术训练，他们便选择了表演话剧。剧本是翻译外国的或模仿西式的中文新剧本。一时间，上海就像是在搞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连续大汇演。
    要想利用新式戏剧来推广政治主张，就需要有在全国具影响力的知名演员来带头。由于父亲是首屈一指的戏剧名演员，姜椿芳便通过尤金桂先生（即早先把强盗放进我家的那位）与我父亲接触，让他给予宣传和支持，父亲满口答应了。父亲当时演的最火的一出戏是《明末遗恨》，它在战前就很上座，后来也被禁演了。父亲饰演明代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他把江山丢给了攻进城来的李自成，自己在北京景山顶的大树上吊死了。在一场戏里，崇祯皇帝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免其落入敌手。公主问父王她为什么要遭此厄运，崇祯皇帝说：“因为你是中国人牎”观众们每逢看到此处都群情激昂，从坐在边上的黄包车夫到前排的戏迷们都大声喝彩：“好牎好牎”每次我看到这儿，都觉得父亲是在杀我，杀他的亲生女儿。
    父亲每天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家里的生活由于地处法租界而相对平静，但社会上的动荡和变化也能反映到家里来。
    有一件事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处境，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日本人组织了一种防卫演习，各家的男佣人都要参加。富生和毛生提了个空桶去了，不一会儿却带回来一个日本兵，说是每家都要贡献水。妈妈一口回绝了，她认为宝贵的水不值得用于演习，便让佣人回话给日本兵说：“绝对不可以牎”可是很快就听见楼下一阵大皮靴猛踢铁门的声音，是日本兵在大发淫威。妈妈见状也只得改变主意，送水出去。
    有一天，我发现妈妈含着眼泪正在和丁老师商量着全家如何疏散。后来我才知道是有关请父亲去唱堂会的事。父亲以前好几次拒绝给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唱堂会。
一天晚上，一辆大汽车停在我家门外，是秘密警察的二号头目吴世宝派来请父亲去赴宴的。他们到了警察总部，即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七十六号。晚宴后，主人别有用心地带他参观了毛骨悚然的拷打行刑室。父亲心里自然明白他们的用意，妈妈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那天晚上，她马上把父亲送到一个外国人家中去躲藏，结果父亲始终也没有给敌人演出，而且没几天就安然地返回家来。一定是有朋友在暗中保护父亲。而且也由于他是艺术界的名人，日伪政府表面上还得维持一个亲善的样子，不便公开陷害上海最知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