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只是我因为没能离家疏散而感到有些失望。
    我对抗日也算是有所贡献，因为我能找机会捉弄日本孩子。杜月笙的两个儿子曾经是我和大弟菊傲童年时的玩伴。当时杜月笙已经跟随国民党政府撤到重庆去了，他这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妈妈住在“十八层楼”，即现今的锦江饭店，那条街上住了很多日本占领军的高官。我们在楼上看到有日本孩子在楼下走，就从上往下扔石头，然后飞快地跑开。不知怎地，我们从来都没被抓住过，也许是因为这些日本孩子的爸爸们都在宪兵队里忙着，只留下顺从的太太们在家。我有时看到她们在门厅送丈夫上班，瘦瘦小小的穿着和服，不住地冲着电梯口鞠躬，直到看不见丈夫为止。我觉得她们的样子很可笑，起码中国女人不用这么做。
 
                      第六章  第一次在舞台上出洋相
    “It＇salongwaytoTipperary，
    “It＇salongwaytogo”（“到提波拉利有很远的路，有很远的路要走”）
    1945年8 月14日早上，我一醒来就听到父亲在唱这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流行的进行曲。他并不会讲英语，这首歌一定是小时候从驻华的英国军人那里听来的。
我下楼来看到他红光满面，高兴万分，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我也已经猜到了。
    漫漫的八年长夜，几百万中国人丧生，数不清的人在日寇统治下饱受饥荒、虐待和屈辱之苦。顽固不化的日寇终于低下了头。中国自由了。
    上海转眼之间就变了模样，矮小敦实的日本人被高大散漫的美国兵取代了。
    外滩上的应召女郎都换上奇装异服去招揽生意，有的还把头发染成深浅不同的金黄色，尽力装出一副“美国女孩”的模样。看到她们在港口招摇过市，上海人给她们起了个外号叫做“咸水妹”。美国兵看着黄包车觉得新鲜，他们让车夫坐上车，他们拉着跑。破旧的黄包车和健壮的大兵形成一幅不协调的画面。这些从美国中西部农村来当兵的年轻人在街头大声吆喝，蹦蹦跳跳，享受着平生最好的时光。市民们看着他们瞠目结舌，而我却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丁老师和上海妇女协会一起组织家庭妇女排演业余话剧，把普通妇女带上了舞台，这的确是个成就。这些话剧通常带有政治色彩。演员们站在临时拼凑的舞台上，双手交叉在腹部，像西方歌剧演员一样动情地朗诵着：“八年抗战，受尽苦难……”她们极其认真而热诚地表演自己的角色，抒发胸中的痛苦与忧伤。然而那些挑剔的上海人却不为她们的演出所感动，称她们这是“肚皮痛”的演出风格。
    我也被选来参加演出，人家刚一提出来我就满口答应，而且把要唱的歌早早地准备好了。演出是在上海一家很大的剧院里。我不慌不忙地走到舞台中央，望着台下黑鸦鸦的观众，还有一大群和我一样的小朋友们，突然把应该怎么做忘得一干二净。我没出息地跑回边幕去，却被站在那里的丁老师一把抓住，用力地推了出来。
我最后还是好歹把歌唱完了，甚至还得到了掌声鼓励。直到今天，大姐采藻还清楚地记得，她当年看着我在台上出洋相是多么替我难为情。能让她松口气的是，我只在中国的舞台上亮过这一次相。
    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丁老师刚要出场，剧场入口处突然发生一阵骚乱，演出中断了，因为国民党的警察来突击检查异己分子。我见丁老师满脸激愤，以为她是为演出被冲了而生气。真糟糕，费了那么大劲排练了半天，到最后却全垮了。其实我不知道，当时在这些家庭妇女中存在着越来越浓的紧张空气，一边是曾撤退到四川的右翼国民党分子的太太，另一边是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抗日斗争的左翼妇女。
    我妈妈猜想丁老师在沦陷时期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络，并且听说她因为同情共产党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可是个能让人被捕甚至掉脑袋的问题。上了黑名单就像是江洋大盗一样再也跑不掉了。妈妈很疼爱丁老师，待她就像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她打听到那个管事的警察，就塞给他两块金条，让他把丁老师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拿掉。那个警察头子在黑名单上找了半天以后不禁笑了，原来名单上确实有个姓丁的共产党人，但不是丁老师，是个男人。妈妈如释重负，但她还是坚持让那人收下金条，并且看着他把那个姓丁的人的名字涂掉了。那位丁景唐先生解放后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
    和平的景象并未维持多久，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就开始了。美国大兵不再像以前那么欢天喜地，“美丽的家园”的污点也慢慢暴露出来了，诸如种族主义、隔离主义等等。我无意中听到父亲诧异地问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难道黑人还住在贫民窟吗？他们没有一点民主权利吗？”
 
                        第七章  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我打点行装，准备去香港上学。跟家里所有的人都道过别以后，我来到父亲的书房，他正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我们的告别很简短，没有拥抱，是非常中国式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父亲递给我一本用毛笔手抄的《文天祥》剧本作为离别赠礼，我接了过来。这是父亲的一出在抗战时期被禁演的戏。
    最后，父亲简单而温和地对我说了一句：“你要永远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他今生今世当面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妈妈和我一起上路，还带了佣人阿金照顾我们。火车走了两天两夜，车上满是一家一家要出门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挤在一起，大多数是像我一样第一次出远门的。有的是去会合在南方或国外的亲戚，还有一些人的亲戚是在台湾。人们在车厢里喧闹着，都把政治放在了一边。我们就像是在戏园子里的观众一样，有说有笑，有吃有喝，看着一路平坦的南方水田从车窗外掠过。
    在香港，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触异性，完全是规规矩矩的。妈妈定的戒律和中国的传统道德不允许做任何出格的事。以前我老是被二姐采蕴的光芒遮住，现在我发现自己也成了男人注意的中心。在我的一圈男性朋友中，有几个年纪略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我很快意识到也许我在中国人眼里不算大美女，可是我生动的面容却很能吸引西方人。但我并没有去鼓励他们，因为一个中国姑娘如果还在乎自己的名声就死也不会去主动找外国佬。
    其实外国人找中国姑娘的出发点并不高尚。我听说西方人把东方小姐幻想成百依百顺的莲花处女。我不明白这种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自己从来也没碰见过一个像那样的女人。然而这类的想像力显然很有市场。我后来在西方演戏的时候就经常被选来扮演那种亚洲妇女，不是东方娃娃，就是东方妓女，要不就是娃娃兼妓女。
    我那时爱上了一个腼腆斯文的中国男孩，他和我一样大，也是甜蜜的十七岁，天真极了。
    然而这次初恋只持续了六个月就突然结束了，因为我又遇见了一个穿黑西装的潇洒青年。我在爱情上难以专一的习性在那时就已经有所表现。他刚从英国大学毕业，学了一套完美的英国礼仪。但他温文尔雅的外表掩盖了脾气的暴躁。可是等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却已为时太晚，因为我们后来在英国再次相会的时候，我就嫁给了他。
    在我为实现妈妈制定的远大目标而努力的时候，婚姻并不在考虑之内。放学以后我就去夜校学打字、缝纫和英文。我手上的钱不多，只好忍受着英国老师对我的歧视。我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这里不像在上海一样可以随便交际，因为这是白人的殖民地。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只是礼尚往来。我对离别的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我当时心里很乱。我们是在哪里，怎样分别的，这些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然后我却清楚地记得妈妈脸上的一个表情，那是我要去英国的前一个星期。
    现在回忆起来，那情景简直就像是一组悲哀惆怅又没有对话的电影镜头。
    当时我刚在旅店中从跟妈妈同睡的大床上醒过来。我躺在枕头上，看见妈妈正坐在梳妆镜前。我从她的身后看过去，镶着大镜框的镜子里映出了她的面影。她还没有梳头，随便地披了一件衣服，正低头看着手里的东西。
    她手里拿着的是一只钻戒。那是我十四岁时妈妈从她的首饰堆里找出来给我的。
虽然出国的时候不允许带首饰过境，可我还是背着妈妈把它作为纪念品带出来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才意识到，那个戒指代表妈妈过去生活中的全部快乐。她的女儿藏着这枚钻戒离她而去，而她从香港返回现在提倡简朴生活的上海以后也不会再戴这种首饰。妈妈看着手里的戒指，就像是在默默地和解放前的奢华告别，和那种子女成群的大家庭生活告别。
    妈妈的内心世界被我在无意当中捕捉到了。我看着镜子中的妈妈，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第八章  我立志与英国人同化
    来到皇家戏剧学院的第一天，我看见其他同学个个魅力十足又老于世故，有几个女学生甚至还化了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