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她们和男生之间那种随便的样子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传统方式，很让我吃惊。后来我才晓得，她们对我也同样好奇，以为我是个东方公主。
虽然我没有化妆，可我那天穿了件深棕色的名牌皮大衣，还带了一只钻戒。在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大概换了五十多套不同的衣服。那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节省衣服的干洗费。我把妈妈给我装进箱子里的十几套旗袍换着穿，这样就不会脏得太快。至于钻戒，我以为每个女孩子都有。后来有个女孩问我是不是在一家叫“务沃斯”的商店里买的钻戒，我也没有不高兴，因为我根本就不晓得那是一家专卖便宜货的商店。
    我时不时地会有在英国寻根的冲动，想去找找我那个苏格兰人的曾外祖父———罗斯。然而时间一久，这个念头也变得淡漠了。
    虽然我和英华已经远离祖国，可我却没有感觉到太大的文化冲击。我的英文很好，而且我打定主意要跟英国人同化。
    我和英国人的同化过程只偶尔受到公开的种族歧视的干扰，这类事情倒并不太多。有一次去租公寓，只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就被拒绝了。我当时就像挨了一记耳光一样，满脸通红，觉得自己什么错误也没犯却要受此污辱。我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真正体会到那些看着公寓窗户上写着“爱尔兰人和有色人种不必申请”的人，他们的心中会是多么地痛楚。
    虽然我没有受过太多的种族歧视，却还是人们好奇心的对象。有时在地铁里，那些衣着整齐，头戴礼帽，看上去个个都很相似的英国男人会从手里的报纸后面偷偷地瞟我一眼。有一个在“里昂角”小吃店碰到的人则更是大胆。他上来就问：
    “对不起，希望你别介意……”
    我心说，哼，准是我介意的事。
    “我不想显得没礼貌，可是我能不能问一下你的乳房是真的吗？”
    他说他是在做个调查，因为人们传说中国女人和他们的女人不一样，他想弄个究竟。
    “我是说，你知道……”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不好看，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人家说你们都是平胸，你是吗？”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冲口而出：“我百分之百都是真的。”然后扬长而去。
    然而最麻烦的还是那些修女，她们似乎是从中国追着我到这儿来了。她们最留恋的是过去的那种布道的好时光，常常会在我逛商店的时候跑上来跟我说话。
    “你懂英语吗？”她们把声音拖得又慢又长，好像我的听力有问题似的。
    “耶稣为了救我们而殉难……”
    我很快就找到了一种逃脱的办法。“非常抱歉，”我用最标准的英语撒谎说，“可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我的同胞的不体面的事情。例如我们吃狗肉。真见鬼。中国这么大，我怎么可能知道各个省份的风俗习惯呢？我也自有一套反击的办法，我说英国人还吃兔子呢，中国人就不吃。再说，法国人吃马肉，可英国人和中国人都不能想象去做这种事。至于中国人吃狗肉，那也只不过是食肉动物在吃肉罢了。
    很多人都指责我们是个残忍的民族。我的房东说很多西方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惨死在中国。这时我意识到，我和他们看的完全是不同版本的历史书。每个国家都会对历史有不同的描述，一个国家的英雄也许是另一个国家的强盗。有一次在一个上层社会的人家里，我看到墙上有一组精致小巧的水彩画，是西方人画的中国的各种刑法，大概是供给西方驻华人士看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对其他国家的残忍这么兴趣浓厚。
    多年以后，我已经习惯了在社交场合的闲聊，也学会了用更含蓄的方法来反击。
如果有人跟我说，你们中国不是有水牢和千刀万剐吗？嘿嘿嘿……我就面带微笑，用同样逗趣的口吻说，可不是吗，你们不是也有五马分尸吗？嘻嘻嘻……那个时候，我已经能透过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我的祖国了。
 
                      第九章  令人咋舌的“苏丝黄”
    第二年我跟彼得同居的时候还没有和我丈夫离婚。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戏剧圈的朋友们眼里是蛮新潮的，可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对我们的做法还是嗤之以鼻，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这样做，当然如果放在十年以后就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了。
    我的离婚手续终于办好，我就和彼得结了婚并且期望着能有个孩子。我的第二次婚礼和第一次同样滑稽。我们去了查尔斯婚姻登记处，注册员用洪亮的大嗓门高声念着那些听上去很陈腐的公文，他那浓重的伦敦底层人士的口音在小小的登记处回响不绝，逗得我忍不住笑个不停。
    我和彼得把家安在国王路的一处公寓里，我真高兴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对家务事一窍不通的人，摇身一变成了一切都自己动手的能干的家庭主妇。我们不富裕，要努力工作才能过下去。可是我们年轻，前途看上去很光明。
我们两个都在挣扎中搞艺术，一个是崭露头角的导演，一个是前途看好的女演员。
当你把年轻和希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忍受贫穷又不至于失掉自尊。
    彼得对中国人情有独钟，他觉得我们的民族无懈可击。这对我是个沉重的负担，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民族总不能一点毛病也没有吧？这也让我意识到，左派也会和右派一样固执。右派有的是不可一世的优越感，而左派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的关注使他们把从那里来的人都理想化了，这反而妨碍了他们真正地去了解这些人。
    我和彼得都对各自的艺术才华深信不疑，彼此支持，相互扶携。可能世界上对我最信任的人除了我妈妈就是彼得了。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不仅各有成就，而且还有两人共享的成就。
    我在艺术上的第一次突破是1959年11月在伦敦威尔士王子剧院演出《苏丝黄的世界》。这出话剧是根据一部畅销书改编的，最初在美国百老汇上演。讲的是一位英国青年和一位心地善良的中国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被叫到唐纳德。阿尔伯利的总部去见这个在伦敦最有权势的节目制作人。我高兴极了。虽然剧中故事发生在香港，可主人公苏丝黄却是个上海人，我觉得这个角色简直就是为我定做的。
    其实我当时并不是非要演“苏丝黄”不可，因为《花鼓歌》的美国监制人已经决定了要让我担任伦敦的主演。那是一出表现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生活的歌舞剧。当时《苏丝黄的世界》和《花鼓歌》这两出戏都是百老汇的大热门，所有长得像中国人的演员都很抢手，对少数族裔演员来说真是罕见。
    唐纳德急于在他的剧院上演《苏丝黄的世界》。他刚在一天前和纽约的节目制作人在电话中商议好，如果唐纳德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找到合适的演员和导演，《苏丝黄的世界》就可以上演。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那个周末接到紧急电话的原因。
    给唐纳德试过角色后，不用他开口我就知道，只要我愿意，这个角色就是我的了。谈话时，我无意中跟唐纳德提出，当“美人鱼剧院”上演彼得执导的根据古典戏剧改编的优秀话剧《锁起你的女儿来》时，我和彼得曾在开幕式上见过他。当时唐纳德的反应之快让我吃了一惊，我要他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彼得问我试演的情况如何。我说：“唐纳德问我愿不愿意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由我丈夫来导演我当主角。我说，这还用问牎”彼得脸上的表情证实了我的决定没有错。
    突然之间，我一下子从饥饿状态变成了吃不了。两个主演的角色都是在最好的伦敦西区，然而我必须在二中取一。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选了“苏丝黄”还是正确的。
    对于《苏丝黄的世界》这么一出并没有什么深度的戏来说，它所造成的轰动令人咋舌。“苏丝黄”很快就成了善良的东方妓女的代名词。真正的伦敦妓女甚至在广告中称自己为“苏丝黄”。去香港的游客要专门到湾仔去看看苏丝黄的真面目，然而根据作者所说，故事完全是虚构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出戏居然在时装界引发了一场轰动。这是我的春天吗？
 
 
 
                        第十章  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1961年，妈妈来了英国，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小弟英华和我在伦敦机场见到了妈妈。英华十二岁就离开了家，他从来不让伤感外露。可是在开车去伦敦的路上，他用手蒙着脸，喃喃地说：“妈妈，为什么非要让我那么小就离开你？”
    在路经香港的时候，妈妈去看了小妹采茨，她后来和她的广东籍演员丈夫黄浩义在香港安了家，她自己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做了一名市政官，是我家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政府官员。大姐带着她的小女儿赛琳娜和二姐一起从美国飞来伦敦团聚。
我当时正要和彼得离婚，自己住在一处两房的公寓。有时候，我们五个人再加上小弟就一起挤在我的公寓里，有人睡在地上，有人睡在临时搭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