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这种住法是很中国式的，全家人亲亲热热地挤在一起，又舒服，又热闹。
    妈妈的变化不大，比我在香港见她时有些发胖，看上去很健康。她对乳腺癌的手术并不那么敏感。可是我后来带她到医院去做检查时，她却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脱衣服。我也没有坚持，因为我觉得伤疤太恐怖。直到现在我还对自己当时的态度感到羞耻。
    妈妈到了以后，先是睡了二十四个小时倒时差，醒来就开始照料六岁的外孙女赛琳娜。妈妈的子女们都已长大成人，现在只好在外孙女的身上找回过去那种子女绕膝的感觉。以前我们一切要完全依赖她，现在都长大了，各奔前程。我们虽然有共同的文化根基，然而现在每人有各自的事业，住的地方也美国、英国的四分五散。
多年以前，妈妈对每个孩子都各有评价，可现在她已经对我们的特点分辨不清了，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我们都按照她的愿望长大了，各自都有成就，各自的派头都不小。
    赛琳娜被送到附近的私立学校。画家英华靠在餐馆打工来养活自己。大姐采藻冷静地担负起家务，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主动做饭，还负担了一部分的食品采购。
二姐采蕴决定在伦敦狂欢，她还是要向妈妈证实，她能够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我又一次成了反衬她的角色。好在我有不少男性朋友，他们都乐得在晚会上陪女士尽兴。
    晚上，当赛琳娜睡着了，英华在餐馆打工，采蕴出去聚会，剩下采藻、妈妈和我就天南海北、没完没了地聊天。我惊奇地发现，男人和性并不是我们谈话中的禁区。我知道妈妈和采藻都是从一而终的信徒，于是很奇怪她们怎么对这个话题知道得那么多。我们聊得很放肆，讲了好多可笑的故事，把肚子都笑痛了。
    妈妈对我将要离婚感到惋惜，倒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而是她觉得彼得是个好人，他们一见面就很合得来。她很遗憾我们的婚姻不能继续下去。妈妈希望我能有个家，过上安定的生活，她怕我将来会是孤独的一个人。
    姐姐们回美国去以后，我和妈妈又享受了几个月单独在一起的生活，我们俩几乎像姐妹一样。我骄傲地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为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我当时对大明星加莉。格兰特并不十分熟悉，可他却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触摸貂皮》的首映式。我从小就佩服妈妈，她今天仍旧让我惊叹不已。真高兴能看到她在伦敦的社交场合中那么优雅自如，既尊贵又风趣，简直像贵族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就是皇后。
    妈妈签证的有效期是六个月，可是期限还没到她就开始想念父亲和祖国了。按说妈妈从小在上海就喜欢西方社会，现在又身在其中，可是她却怀念起自己的祖国来。她看到所有的东西都会说：“中国的比这个好。”当我去图奎市演出的时候，我把妈妈安置在一处能看到美丽海景的豪华饭店，可是她只看了一眼就宣称，连海景也是中国的好。
    妈妈最后留在我眼里的形象是她的后背，她正走向伦敦机场的护照检验处。她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一个髻，胖胖的、圆圆的肩膀，就像我小时候在画书上看到的那种中国母亲一样可爱。
    我当时不知道，就在那一时刻，妈妈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走出去了。
 
                         第十一章  餐厅演唱经历
    我用演“苏丝黄”攒下的钱———我的第一笔存款———在伦敦南区买了我的第一栋房子，十九世纪的样式，有十二个房间。我很为这座房子而得意，可是因为它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不太时髦的地区，我发觉有的人认为我家的地址显得不那么有身份。
    第二次婚姻结束后，我又有过几次疯狂的恋爱和失恋，基本上是个自由人。然而，生活并不那么简单。后来我才逐渐晓得，一个人在灵魂深处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虽然我离过两次婚，不少人还是把我当成娇小玲珑的东方女子，以为我一定温柔顺从。再加上我是个演员，而演艺界是出了名的随随便便。因此，他们就频频地向我发出信号。我可是胆大包天，让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牎
    那年头常听人们说“选角选上了床”。这类传闻并非全是无中生有。可是我却从来也没被人占过便宜，也许是我没有发出信号，或是我没有响应对我发出的信号。
不管怎么说，很多女演员去见制片人的时候都心惊胆战。后来我听说标致的男孩子会碰到同样的麻烦，这倒让我心里略感平衡。
    妈妈走了以后，我一时没有工作。那时我的生活方式已经随着经济条件而改变了。我要养一座大房子，又要付没完没了的账单。这让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我得为生活而自己创造演出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是消极等待了。
    我考虑了很多种可能性，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才好，直到我看见以前自己灌的那张唱片，才醒悟到答案就在我的面前。我决定到一些高档餐厅演唱歌剧。
    演了一阵以后，我的自信心逐渐增强，并且意识到我不仅唱歌不走调，而且还能唱得感人。
    我以直觉来决定什么是我的特长及如何表演。我通常是冷静地走进场，先站在话筒前等着观众静下来，和他们比耐性。我宁愿相信人类都是性本善，只要我自尊自重，观众就会对我作出同样的反应。这一着果然奏效了。而且女人们也喜欢我，真要感谢上帝牎有趣的是，在夜总会里演出的调子总是由女人来定，她们也最难捉摸，而一帮男人在一起则更像是一群天真的男学生。大概男人们见我不是那种胸脯高耸的金发女郎，所以没人起哄，而女人们也觉得我长得跟她们不一样，对她们没有威胁，所以也能接受我。哪晓得长得与众不同也有它的好处呢？我倒是愿意相信我和女性观众之间有一种默契。我从来都不在演出之外跟她们的男人打交道，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是演出前后都不露面。
    在演出中间上菜对我和观众都是一种打扰，所以我要求在我演出的时候不准上菜，可还是难免有其他的干扰。我记得有一次在诺丁汉姆市的“园畔俱乐部”演出，一位坐在台前的女士一直喋喋不休地大谈她的西班牙之旅。过了几分钟以后，我实在是不能集中精力，只好停下来，压着火气对她说：“夫人，我演出的时候你一直在讲话，搞得我都忘词了。现在请你不要再讲了牎”她惊诧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嘴都合不上了。其他的观众，包括跟那女人同桌的她的丈夫也欢呼起来。表演结束后，那女人的丈夫到后台来找我，一开始我还挺紧张，可是他却以最英国绅士的派头握住我的手说：“我和我太太结婚二十多年了，一直没办法让她停止说话。你是第一个能让她闭嘴的人，恭喜你牎”
    令我欣慰的是，这类的干扰毕竟还是少数。如果有个别男人捣乱，观众里总是有见义勇为的人出来维持秩序。我的策略是让男人们自己打出个结果来。不过女演员遭受人身攻击的情形并不多。有一次我和大卫。弗劳斯特爵士（Sir.DavidFrost，英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经常采访名人，包括总统等———译注）一起在至今还很高级的“夸利诺俱乐部”演出，那还是他主持热门电视节目《上周如此》之前。
观众里有个怪人不知被大卫的哪句话激怒了，他抓起一个硬面包就朝大卫摔过来，没有砸中大卫，倒是结结实实地打在旁边一位无辜观众的眼睛上。
 
                           第十二章  灭顶之灾
    1966年8 月26日这一天风和日丽，我醒得很早，准备乘中午的飞机到纽约去。
一想到在机场会有记者拍照，我便花时间好好地打扮了一番。朋友开车送我去了希斯罗机场。因为我经常出国，连机场的护照检察官都认识我了，他像往常一样地和蔼可亲。我没猜错，机场果然有记者给我照相。登上飞机以后，我还为自己是个名人而沾沾自喜，心中充满了旅途的愉快。对我这种不安分的性格来说，飞机起飞总是令我激动，呼啸声中带着一种企盼。那天中午，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令我担心的事情。
    我坐的飞机起飞以后，伦敦的晚报就被摆上了售报栏，横幅大标题上赫然写着：“采芹的父亲被整肃而死。”
    我在飞机上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在纽约机场我还奇怪为什么会受到贵宾式的待遇。我的前夫彼得和他太太苏丝前来接我，我一下飞机他们就带我出了一个房门，避开了移民局和海关检查。我想这两人一定干得不错，还有这种后门可走。旅途的劳累和刚下飞机的兴奋使我对这种特殊待遇并未多想。在去曼哈顿的计程车里，我一路有说有笑，对彼得夫妇的沉默也没在意。后来我一直对他们两人及美国移民局对我的体谅心存感激。我当时并不知道，机场外面有好多记者在等着看我对噩耗的反应。
    到了旅馆以后，幸好是苏丝而不是记者向我透露了这可怕的消息。我听了以后顿时晕倒，医生来给我打了针，我就昏睡过去。第二天醒过来，我赶紧和在马里兰州及旧金山的两个姐姐、伦敦的英华、香港的采茨讨论该怎么办。可是我们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