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我们后来通过报纸知道了父亲在中国的情况虽然很危急但至少还活着，可是我们和家乡的任何人也通不上话。在以后的整整八年里，我们一直为父母的命运而担心，却得不到他们的一点消息。
    就在一年前，我还接到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是给大弟菊傲的女儿过生日。他的两个女儿坐在祖父母身边，她们的爸爸妈妈站在身后。现在想起来，那张照片其实很令人担忧，父亲因为白内障而戴着一副墨镜，妈妈看上去很疲倦，她真的很显老了。几个月以后，美国有报道说中国的媒体上有一条消息，声称周信芳是反革命分子，这是运动中最常用的帽子。对此我当时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我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不关心。
    我以为父亲仍旧是政府的红人，不知道为什么会一下子全变了。我不是还有一张父亲与周恩来握手的照片吗？周总理不是还去参加了纪念父亲从艺六十周年的演出吗？以前在中国对外发行的杂志《中国建设》上还时常登载有关父亲的文章。我根本无法了解父亲和其他艺术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他们放弃艺术追求。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个江青的阴影。
    回到伦敦，工作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又继续拍电影，一部是“007 ”电影《你只能活两次》，还有一部是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春光乍泄》。这两部片子里我的镜头都很少，只要你稍微一闭眼可能就把我错过去了。
    六十年代末，我有意识地扮演非东方人的角色，以扩展戏路，增进演技。我在康格里夫的话剧《以爱还爱》中担任女主角，场场满座。我还参加了惊险剧《两位卡罗太太》的巡回演出。此剧曾在四十年代早期轰动一时，并由汉佛雷。鲍加（HumphreyBogart，美国电影明星，曾主演《卡萨布兰卡》等名片———译注）与芭芭拉。斯坦维克（BarbaraStanwyck ，美国电影明星，其银幕生涯自二十年代始，持续了五十九年———译注）主演了同名电影。我不要命地工作，使一向沉默寡言的黑格医生头一次面露焦虑，郑重地告诫我：“芹小姐啊，你可不要搞得这么神经兮兮的啊。”
    两年过去了，没有家里的一点消息，可日子还得往下过。
    中国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慢慢了解到，现在中国一切的艺术训练都被视为封建传统的延续。可是想想看我父亲如果没有严格的训练又怎么会有他的艺术成就呢？他现在成了上海的头号公敌。这虽然是个可怕的消息，但我至少知道他还活在人间。
 
                       第十三章  一段没结果的爱情
    1962年底，我已办好和彼得的离婚手续，正要开始餐厅演唱的生涯时，遇上了著名电影评论家肯。
    肯当时三十几岁，我觉得他在公众场合的举止简直潇洒极了。他的谈笑风生在社交场合是出了名的，在大学里就是个才子，而我一向喜欢知识分子。那时肯已经是一个对演员和导演都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我来说高不可攀，我对他太崇拜了。
    我认识肯的时候，他已经和第一个太太分居了，但是还没有离婚。我和肯一直没有同居过，因为我自己在伦敦的房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两次婚姻失败以后，我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但是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我不去外地工作，我和肯就几乎天天见面。
    肯大部分时间都心情开朗，甚至会像小孩子一样自我中心。我有时早上在他的公寓里能听见他对着镜子，一边刮胡子，一边得意地说：“我才是城里最漂亮的剧评家牎”好像他随时要听到别人的肯定似的，难怪他在大学里的外号就叫“孔雀”。
奇怪的是，他的真姓皮考克（Peacock ）在英文里就是“孔雀”的意思。
    肯是一个私生子。他父亲曾当过华灵顿市的市长，后来放弃了仕途跟肯的妈妈罗莉塔。泰南住在一起，甚至跟着她也姓了泰南。跟我父母亲的爱情故事的不同之处是，肯的父亲从来也没有和肯的母亲结婚。
    其实肯长得并不那么英俊，他又瘦又高，瘦长脸上的五官显得太大，可是他的性格非常吸引人，从不乏味。虽然受到挫折后会发点小脾气，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和蔼可亲，并尽力讨人喜欢。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那轻微的口吃，一下子让我对他充满了好感，让我想起童年时我那个睡在衣橱里的可怜的表哥。
    他自称是个带自由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倒是觉得他更像是个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我对他说：“你是想的左，做的右。”可是他回答说：“在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像我这样生活。”
    和很多男人一样，肯在不工作的时候不能一个人独处。所以他有空就想让我和他出去吃饭，还以送我礼物为诱饵。可是我也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所以我经常不跟他去。
    肯在美国及欧洲有很多有钱有势的名人朋友。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艺术界里大师级的人物。一次在伦敦的一个为柏林室内乐团举行的宴会上，我和伯脱特。布莱特的遗孀海伦。薇吉尔坐在同一张沙发上。我发觉这位著名女演员的身材很瘦小，相貌平凡。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后说：“我自己从来就不漂亮。”然后转过头去再也不搭理我了。
    我和肯于1963年春在巴黎度过了一周。我们在一家三星级的小餐馆里等着传奇人物玛琳。黛德丽（MarleneDietrich ，美国电影明星，生于柏林——译注）一起来进餐。我算是没有白等。玛琳那天穿了一件很简单的深蓝色套装，虽然不是新衣服但剪裁极为合体，还戴了一顶相称的贝雷帽。她那著名的高颧骨简直无懈可击，一定是上帝亲手雕塑的。我注意到她的化妆不很经意，也许那天她太匆忙了，但却把她映衬得更有人情味。我自始至终几乎没讲什么话，完全陶醉在她和肯说话时那低沉而带磁性的声音里。
    跟肯那个灿烂的世界和辉煌的事业比起来，我的那点事业简直平淡得不值一提。
然而当我们两人独处时，他却有一种感人的本事，能让我觉得自己既聪明又有趣。
这大概是因为他有那种慷慨大方的秉性。他很爱听我讲小时候的故事，而且特别喜欢我那个像他一样有点口吃的表哥。
    肯使我的眼界更开阔了。他对文学的热爱感染了我，让我意识到在遣词造句上要有自己的风格，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他是第一个鼓励我写书的，甚至还帮我去跟出版商谈合同。我那时什么也没写成，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然而这却给我的将来撒下了种子。
    我们一年多的爱情平和地结束了，因为肯爱上了一个漂亮聪明的凯瑟林。哈尔顿，后来和她结了婚。我很为肯而高兴。那时我已经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影响我继续当演员，因为我整天生活在他的影子里，让我对自己的自信心发生了怀疑。
 
                           第十四章  闭门自省
    在美国，上帝又眷顾到我了。我的身体慢慢强壮起来，还找到了地方住。马龙。
白兰度的寡继母安奇卡。白兰度碰巧有个小房间出租，就挨着她在比华利山庄冷水谷高级住宅区的家旁边。她和她的老牌制片人的父亲尤金。弗兰克尔一起居住。租金不贵，而且我还可以用他们的游泳池和网球场。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个铁架子的落地灯，是葛丽泰。嘉宝送给弗兰克尔先生的，算是好莱坞昔日辉煌的一点遗迹吧。
    在美国生活和工作非要有“绿卡”才行，我在这方面的运气很好。由于我的姐姐们都是通过绿卡拿到了公民，所以只要我按部就班地申请就能取得绿卡，不过我后来发现如果有个好律师，整个程序会快得多。我在“周先生”处两次遇到一个头发蓬松的年轻人来吃饭，他订位用的是化名，吃饭也是一个人。我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在闲聊天时，我跟他提起我刚刚申请了绿卡。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一位先生从洛杉矶一个很大的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他说有人要求他受理我办绿卡的事宜，而且全部费用都已经付清了。我从来也没有机会当面感谢那个让我受益的人，因为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希望对我施惠以后销声匿迹，这是他的特权，如果我执意要找到他就未免对他不够尊重了。我真的很需要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从大弟菊傲夫妇处有零星的信件来，他们终于可以和外界通信了。他们说父亲刚被批准在冬天生个火炉取暖。这么说，他们在上海的严冬里连取暖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一时间，我窥探到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他们对妈妈只字未提。我等了那么久，就是想知道一点儿她的消息，现在我不用从字里行间找也能猜出原委了。我不得不接受妈妈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但是我觉得我赖以生存的目标被永远地夺走了。
    我的情绪一落千丈，餐馆的工作只干了六个月就歇手了。没想到好心的大姐采藻会给我寄来一些生活费。她写信跟我说：“我们不应该为钱而烦恼，我们都会活下去的。”
    我是要活下去，自杀的事不会再干了，然而我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