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我想隐居起来，让一切自然发展。我在黑暗中躺了十七天，不记得自己吃过东西，只记得安齐卡在我的卧室窗外整理庭院。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想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我没有被世界遗弃，只要我需要，她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我没有要求帮助。我必须要自己走完这段自我反省的道路。求生的决心，再生的勇气，我都必须是发自我的内心。可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却没有找到任何启示。一天下午，我突然发觉放在床头柜上的小欧米茄手表不见了，就是那只离开香港前妈妈给我的手表，我为它还向英国海关交了十英镑的税。手表早已坏了，表带也断了，可是我走到哪儿都把它带在身边。我在屋里翻遍了也没有找到，只好走出门来。十几天来，明媚的阳光第一次洒在我的脸上。在院子角落里有一只大垃圾筒，装满了塑料的垃圾口袋。我并没有对找到手表抱很大希望，可是我开始平静地、有条有理地在一个一个的垃圾袋里翻找。几个小时以后，手表找到了。
    当我在阳光下把表捧在手心里，看着小表盘上那一圈闪亮的金边时，我丝毫也不怀疑，那是我死去的妈妈在看着我。她似乎在对我说，我不应该白白浪费这个她精心创造和培育的生命。树干虽然被砍伤了，但大树不能死。
    我发了一场高烧，几天之后的早上五点钟，我突然一下子爬起来，径直走到我的打字机前坐下。一点一点地，我记下了这十七天的心路历程：“沮丧就像是和魔鬼在跳舞，向前走五步，又向后退四步，可是你还是应该为那前进的一步而高兴……第三步，你能体验到的惟一感觉是惧怕，怕什么呢？什么都怕。第四步，一切都是黑暗。第五步，现在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是让自己沉下去，不要觉得内疚。放松。
因为这是一个转折点……你要化作虚无……”
 
                          第十五章  艰难求职路
    从消沉中走出来，我不知道应该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反正我不想奔波于各个电影场之间，指望在好莱坞发展一番事业。有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等待。我那安静而富同情心的大姐帮我度过了这段时光。很早以前她就担心我这种狂野的生活有一天会崩溃瓦解，但是她一句也没有责备我。她后来形容我的生活里是作料太多，而主菜太少。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她给我写信道：“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你必须记住，我爱你。”在其后的几年中，她的智慧是我的向导，她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我的爱心和支持是我的精神支柱。她那富有同情心和慷慨大方的丈夫也一直支持她帮助我。如果没有他们持久的影响和坚定的支持，我简直不能想像如何度过那段时光。
    我开始以自己的节奏重新生活，一开始并没有去找工作，但是也没闲着。我早上去上一个给墨西哥人办的学校，学费只要二十五美分。墨西哥人是去学英语，而我是要重温数学课程。我每天下午到给穷人看病的免费诊所去做义工。我还每周一次到“全国妇女组织洛杉矶分会”去接听电话，并记下留言机上的留言。总而言之，我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同时又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到了年底，我离开洛杉矶去和采藻一家过圣诞节。我是不会再住在洛杉矶了。
    大姐采藻一直想让我觉得她的家就是我的家，可是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太当回事，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以前去过她家很多次，结果我觉得她的孩子比我自己的儿子都亲近。塞琳娜像她的名字（Ser ena ）一样是个温柔伶俐的女孩子，而我那个十几岁的外甥则像他的爸爸一样有个聪明的大脑。在郊外安逸的家庭生活环境下，我在舐舔我的疮口。任何简单的乐趣都令我满足。我和正在学艺术史的塞琳娜一起去华盛顿参观博物馆，但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
    离开“周先生”餐馆已有一年，是该再次面对世界的时候了。是大姐采藻又一次把我推向正确的方向。有一天她跟我说：“你知道，我可不是你的妈妈。”我一开始还没明白她在说什么。她又说：“我不是你的妈妈，而是你的姐姐，可是你像孩子依赖妈妈一样依赖我。”
    两个星期以后，我决定去找我的美国朋友莎伦和她的丈夫理查德。采藻到车站来给我送行。我不愿意离开她，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采藻像往常一样镇静，她等到列车快要开了才走下站台。回过身来，她对我说了一句：“你忘了你还有自己的专业。”
    莎伦和理查德曾是我在伦敦时的房客，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在波士顿的剑桥有一处公寓，现在提出让我免费住在那里。莎伦经营一个小型而高档的文学刊物《火神》。她的丈夫理查德从事商业咨询，他们在经济上各自独立。
    虽然我几乎身无分文，生活过得倒不像个贫民，我还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只是在衣着上有点麻烦。冬天到了，我需要一件御寒的大衣。在工作方面我除了表演以外别无所长，惟一能干的是当接待员，做办公室里最低级的工作。我年轻时干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接待员，如今在我这个年纪又要从头开始了。可是我只有一件貂皮大衣，我总不能穿这件衣服去应征吧。那就不会有人相信我是认真的。所以我去了一家旧服装店，花三块钱买了一件五十年代的旧大衣，又花了一块半买了一双塑料靴子去对付街上厚厚的积雪。在雨雪交加的天气里，我乘上平时最讨厌的地铁，四处去找工作。
    没人愿意雇佣我，理由是我看上去太有学问，他们怕我干不长，这还是在看了理查德帮我准备的简历之后的决定。我很动了一番脑筋写简历，既要显得有一般化的智力，又不能太轻浮。我是这么写的：香港巴特菲尔德公司的接待员（真实的）；伦敦卡罗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编造的）；伦敦科太太物业公司的秘书（科太太和她的秘书是一个人，她就是我）；洛杉矶“周先生”餐馆的接待员。
    我终于被引见给哈佛大学科学艺术学院的唐娜女士，她是院长的秘书，以雇佣不寻常的人而著称。我去应征时，她本人给我的印象就很不一般。她问我如果让我在全校自由挑选的话，哪个工作我最喜欢做。
 
                          第十六章  荒诞的故事
    我精神崩溃的时候正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向中国人民施虐的时候，而我的复原又正好和粉碎“四人帮”的时间巧合。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了。对江青的公审让人们能重新看待历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1978年8 月16日，在上海给周信芳举行了有八百人参加的隆重葬礼，他的骨灰被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著名作家巴金致了悼词。大弟菊傲寄来的照片上满是数不尽的花圈，其中还有邓小平献的花圈。
    两年后，当我得知菊傲一家已获准离开大陆时欣喜若狂。
    家庭受难的实情，父母悲惨的结局终于能被说出来了。菊傲讲了很长时间，在我们这些身处海外的人听来，一切都那么荒诞不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发生在父母和家人身上的那一幕幕惨剧，那一件件令人发指的酷行，听的人不能理解，说的人也无法解释。当他们重温噩梦的时候，我们也重新感觉到内疚和无助。姐弟几个紧紧地围坐在一起，沉默不语，空气中充满了我们的千思万绪，每个人都被囚禁在各自悲伤的孤岛上。
    菊傲和敏祯第一次能无拘无束地对爱他们并且可信任的人倾诉，但讲的人和听的人所能承受的却是有限。我脑子里只留下了几个日期，几件事情，都不按前后顺序排列。其他的则是一团凄惨的乱麻，如果试图解开它一定能把人逼疯。
    父亲被关押了一年，然后在家里软禁，一直到他去世。菊傲坐了五年牢，然后被送去劳改。谁都说不清为什么我弟弟被判了这么重的刑。不错，他是喜欢穿漂亮衣服，也欣赏西方乐曲，甚至还打过扑克，这就是他的全部罪状。作为父亲的儿子，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是父亲在戏剧艺术上的接班人，是被彻底砸烂的对象。
    不可思议的是，监狱里虽苦却成了安全的地方。铁窗高墙把疯狂的民众挡在了外面。抄家的那天是1966年8 月23日，就是西方报纸误报父亲死讯的两天以后。在这之前的几个月，父亲一直处在上海京剧团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红卫兵抄了父亲和菊傲的家以后，大街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胡闹一通，他们把抄家当成儿戏。
    那是个黑白颠倒、小人得势的年代。人类最原始的疯狂念头受到鼓励。红卫兵做的第一件令人发指的丑恶行径就是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我家的狗活活打死。从那以后，调子就定下来了，我的家人在这帮疯子手中所受的罪便可想而知。
    写到此处，我止不住浑身颤抖，脑海中是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我那年迈的老父亲，被一帮年少无知又幸灾乐祸的红卫兵们拖出家门，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游街。不分白天黑夜，父亲和菊傲随时都会被拖去挨批挨斗。留在家里的女人们则遭受各种各样的折磨，她们被迫弯下腰，双手向后高举站立好几个小时，被称为“坐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