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伦巴底地区一些内陆城市，逐渐变成了由海上运到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各种货物的票据交换所，在那里发展出许多更为普遍的汇聚款项方式。大大小小的资本，从每一个阶级的成员汇聚起来 ――来自领主的地产、卖得现钱的许多手艺工匠的小作坊、土地不属任何领主的那些农民的现金窖藏，还有的来自工人或农民卖掉某件传家宝换得的小额款项。这些钱都交托给一位钱庄商人，由他资助海船驶往集市或市场所在地，作购售货物的航行。用这种方式托付款项，十分近似于罗马的“寄托契约”（doposit）。    
  商务契约在此时也开始起变化，一方面反映新法律观念，另一方面反映出拥有资本及其积累手段的阶级日益增长的势力。售让契约作为权利来源，而不是仅仅是所有物的偶然属性，已变得很重要。在封建社会的不确定情况下，拥有财物是所有制的根本；纸上的权利若无体制保证其迅速而毫无疑义地得到承认，是没有价值的。据守着一块自耕地的小农，养了一群羊的农民，弄到一批羊毛的小工匠，他们都将实际拥有视为自己权利的首要特征。与此相同，1000年以前在地中海沿岸，售让契约实际上只不过等于是收据而已，是由卖方给与买方以表示承让货款已付和如实交割了财物所有权。这类最简短的文件往往根本不提及法律规定，有一些只仅仅写上一句警告称，任何人若干扰财物获得者的所有权，必将 “招致上帝的愤怒而与犹大同受永恒地狱之苦”。还有一些则提到，“公教法和罗马法”要求书面证明售让。这类早期文件，都不过是罗马法传统的“化石遗迹”罢了。    
  然而，到了11世纪末，在意大利西北部以及随后在通往北欧和西欧各条商路沿线，罗马的售让观点又开始在契约中重现。这时期出现的唯一最重要的法律观念认为，契约乃是不同意愿的一种结合，它反映一个、两个、或者更多人的诺言，这些诺言由于存在可对它们予以强制履行的法律体制，因而无需任何其他手续即可具有约束力。具体说来就是，这种较新的契约不需对售出的物品，按照传统惯例办理交割，或者部分举行那种仪式，来使售让成为有效。一次售让约定要用一份书面文字写明和反映出来。这样的契约便使售让者有了交付约定物品的义务，亦使承购者有了偿付价款的义务。这乃是罗马法售让契约的实质，罗马法售让契约原本就是双边约定和基于诚信的，同时却又将达成这种约定与如实交付约定物品和偿付价款分为两事 ――双方同意如实交物与付款才是它的实质。    
  这一变化十分显著，以致有些初期契约，不满足采用罗马法售让契约的法律语言，而加以补充，例如加上 “仅凭本约之权效”，购物人即可保有售与之物。    
  如果说，一次售让仅仅在钱款和土地或货物交换以后才算完成，那末，定约各方所需要的就是，保护他们对其所得之物的权利。人们自愿地达成一次售让，便由于互相同意而造成交付土地或货物以及付款的义务，其前提乃是：售让者、承购者、或者 ――更可能地――他们的律师，都意识到存在着某种法制，可迫使双方的义务如实履行。    
  这样的售让契约同时也造成商务关系。由于财物所有权的转移并不是在签字之时完成，签约双方因此可以同意售让未来的货物 ――将要收获的一季水果、尚未抵岸的一船商品等等。这种售让甚至可以涉及远非眼前得见的物品：某人可以同意在某个时期之内，将他全部产品售与另一个人，或者同意购买某一个或一伙商人某种商品的全部存货。从此可以看出逐渐摆脱封建性权力观念的趋势，那原是将权力视为纯个人性和直接行使的，武装领主或其部下常在眼前的一种观念。    
  此外还有一个更富启示的迹象，表明初兴市民阶层的典章制度中，存在着罗马法的先例，那就是律师出现了新意识，设想出在售让、交换和赠与过程中防止欺骗和强迫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如果仅只研究法庭案卷，找出一些线索，看出曾用过一些原则来防止取巧，那就会得到与真实契约所显示的并不相同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很多契约中，特别是在法国南部和加泰隆尼亚那些与热那亚和比萨有联系的地区，我们见到有些农民、工匠和其贫穷的人将某项财物，通常是土地，出售、转让、交换、或者抵押举债。这类契约有些还说明，立意售让乃是为了筹得现款，以供朝圣之需；这些都是朝圣活动始兴、或者农民要当徒步士兵追随附近有势力的领主的史料。就无数其他售让契约而言，并无明显动机：在这时期向贸易开放的地区里，似乎曾经有过一次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教会团体的售让浪潮。有些契约反映出伪装借贷，售让物移交给出借人，隐含着日后偿清借贷还要收回原物的协议。许多这类售让所取得的小额款项，看来都带有这样的前提。或者小土地持有者作为最后一批抵制封建制度的人，已被逼得要将土地出售以后再租赁回来，俾取得资本以投入日益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之中。容许这种可能性的客观条件乃是：城市作为市场中心的持续增长，城市文化的独占性趋势，以及农业由于教会团体参与劳动而发生广泛变化。    
  尽管如此，无可争议的是弱者在与强者签订契约，而律师往往为强者效劳。我们知道，律师当时已开始想到，罗马法中曾有过保护弱者权利的规定，因为它正是在12世纪开始在许多契约中受到详细论述。然而，对弱者的各项权利如此详述，却几乎始终等于是序曲，为的是要在契约中引进一项条款，宣布否认 ――放弃――那些权利：对地位低下者的保护被放弃了；所有一切基于性别的权利被否认了；售让者许诺不以未得到全部价款为由，亦不以所付价款少得可怜为由，而拒绝交付所售之物；或由售让者叙述，如果他的土地价值高于所付之款，他将慨然以那一差额作为对承购者的馈赠。    
  当时必然曾有种种动机，要给契约加上诸如此类的条款。要写出这类条款，律师 ―― 1100 年时最常见的是公证人――就须知道有这样的罗马法律，而且他们还须想到，那种契约在法庭上将会受到挑战，法庭可能会运用罗马法原则宣布售让无效。那些法律家是注意到了会引起诉讼的可能性，表现出这一点的是，签约各方均表示拒绝诉讼程序的延误――这原是罗马法给予定约者的一项权利。最后，那些契约在我们所知的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一点又一次表明，法律是在摆脱普通人民的控制和认识。    
  因此，根据许多幸存的契约和案卷，我们可以推断出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三大后果。第一，意大利各城邦的大商人开始进行斗争，为了争取掌握政府权力，或者争取受保护，以便容许他们从事贸易。第二，这种权力乃是用于认可诸如热那亚 “海会”之类的经商方法，以求能够利用增加了的东方贸易所提供的金融机会。第三，罗马法有关契约和所有权的各项原则得到再现，为扩大贸易关系提供了一个法律保护构架。这些发展都是首先、而且是明确地发生在意大利，它们很快便沿着各条贸易路线，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我们首先要描述一下复兴了的罗马法与贸易扩展的联系，然后再对这种联系力求作出解释。    
  在12世纪开始之际，或许还稍早一些的时候，出现了一本名为《佩特吕抗告录》（ Exceptiones    
  Petri）的书。它写作于普罗旺斯或多菲涅，或是伦巴底――当时尚无印刷术，所有书籍均系手抄本，以致“原作”论争难以判断。但是，佩特吕这本书的内容安排，却近似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多于《狄奥多西法典》等西方类编纂方案。此书看来曾经被加泰洛尼亚地区而不是普罗旺斯地区的律师使用过。    
  1100年在普罗旺斯，出现了一本实用的《法典》（ Lo    
  Codi）。它究竟是由官方编定的法规集，还是出于私人之手，至今仍有争议，但是本集的重要之处在于，其中许多主张大多数是与幸存的当时契约相一致。凡有歧异之处，《法典》选择依照罗马法来解决问题――例如土地是否可在市场上出售的问题――而不顾种种封建限制。    
  依据《法典》和《佩特吕抗告录》，并较全面地借助于幸存的当时契约，我们能够衡量出，罗马商业法在由意大利向东和向北推行时，实际进展情况如何。12世纪初期，正如我们已谈到的，热那亚和比萨已经发展了罗马法的运用技巧，也形成了许多实际运用它的人员。有一些城市的贸易步伐，仅仅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已进行相当一段时期以后才开始加快，罗马法在这些城市里就来得较晚。在马赛和埃克斯，直到12世纪后半期，才出现有意识地采用罗马法的迹象。12世纪有一个短时期，马赛在巴勒斯坦享有某种独立的金融势力，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安如的富尔克，曾在1136年准许马赛占用一处贸易租让地。这项条约后来又曾在1152年获准重订。但是，马赛商人同那些控制巴勒斯坦贸易的意大利人比较起来，都是些小角色。到了1160年左右，马赛才在巴勒斯坦四个口岸城市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而热那亚人在同一时期，却已在十一个城市有了他们的贸易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