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所以不妨让你们得知，虽在场的人个个无比强壮结实，却没有谁不是在浑身肌肉颤抖；这倒也无怪其然，因为自从创世以来还不曾有过哪一个民族，能干出来这么雄伟的一椿事业。    
  要知道，维拉杜安在这里谈到的，只不过是早先威尼斯曾经向它献过殷勤，而现在业已衰落颓败的那座雄伟城市的空壳；维拉杜安乃是随同威尼斯舰队，前来劫掠君士坦丁堡最后一批珍宝的。    
  但是，我们若要探索促成城市资产阶级起义的那些经济和法律思想的根源，就必须考察威尼斯和亚马非这两个口岸和商人城市所处的位置。它们都曾是拜占庭的附庸，各种商品、货币和知识都是通过它们，才首先渗入，然后开始瓦解西欧的封建体制的。    
  威尼斯的地理形势，大大有助于它所扮演的角色。许多泻湖和沼泽，为它提供免受陆上侵略的保护，并引导它的居民投身海上。从公元６世纪起，编年史提到威尼斯，就一直称它是航海的和商人市镇，尽管当时在西欧其他地方，商业实际上是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下一个世纪，威尼斯成了拜占庭贸易网的重要联结点，它的许多单层甲板大帆船，不断向那个帝国供应奴隶、木材、铁和其他 “初级产品”。甚至教皇屡颁禁令，也阻止不了基督教徒的奴隶贩运。连查理曼大帝本人都承认，拜占庭对威尼斯有宗主权。    
  亚马非也是这样，因名义上是拜占庭附庸而受益。它位于意大利西侧，既与东方贸易，也对西方 ――同非洲和伊伯利亚半岛上的各城市――贸易。到 10 世纪将结束之时，用当时一位阿拉伯商人的话来说，亚马非已经是“伦巴底地区最兴旺的市镇，由于它的种种实际条件而成为最华美、最著名、最富足和最丰裕的市镇。”    
  当拜占庭帝国趋于衰落、拜占庭的地中海实力动摇不稳之际，威尼斯和亚马非却与穆斯林和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直接接触。威尼斯曾在公元992年同拜占庭订立一项很有利的通商条约。到1000年，拜占庭的远程贸易和海上防卫便都落入威尼斯航运船队掌握；1000年达尔马西亚向威尼斯表示臣服，将它对拜占庭皇帝名义上的忠诚转向于威尼斯。拜占庭商人在行会特权和高额赋税的重压下支撑不住，已无能力再资助费用甚高的海上冒险贸易。确实，意大利商人居于独享特权的地位，拜占庭人对这一点是深怀怨愤的，最后达到极点，以致1180年在君士坦丁堡爆发骚乱，大肆屠杀拉丁族人。    
  亚马非约在1030年前后，就已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有一处很繁盛的商人侨居地，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旅馆 ――“圣约翰旅客招待所”。这片小飞地作为拜占庭皇帝的附庸，宣称有权免缴赋税，并与穆斯林人进行有厚利的贸易，它甚至直到亚马非的商业繁荣衰退以后还能存在下去。 1071 年诺曼人征服了亚马非，使它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宣告结束。    
  可是，威尼斯仍继续处于强有力地位，取得了对地中海沿岸许多小据点的宗主权。直到后来，意大利海上实力参与对十字军的支援，展开了争取恢复地中海贸易的战斗，威尼斯才受到比萨和热那亚两个后来者挑战，这两者都是与西方正在兴起的城市运动有联系的。    
  威尼斯和亚马非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中，是起过很重要作用的。12世纪热那亚的 “海会”，大概是从更早以前威尼斯的“伙会”（Colleganza）演变而来。对地中海贸易以及后来对大西洋海运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法规，其渊源须经由威尼斯和亚马非追溯到拜占庭。亚马非大概最早是在公元 954 年，最迟不晚于 1010 年，就曾公布过它的海事条例。公元 900 年前后，古代罗马和罗马以前的海事惯例曾由拜占庭几位皇帝恢复；威尼斯的海运贸易所遵循的，大概正是那种惯例。这类法规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要分摊货物损失时承受损失的责任，要管理货主与船主之间的纠纷，尤其要提供一套可在一切口岸和货物集散地通用的规章条例。    
  银号经营技术和实际业务，也必定曾在威尼斯和亚马非的发展中，起过主要作用。钱业法人组织直到14世纪之前尚未出现，但是在这两个城市里，有许多建筑物遗址和当时的生活记载，都呈现出曾有过巨大个人和家族财产的迹象。10世纪和11世纪时银号业务的确切经营技术，从现存资料难以察明，我们只可通过现在人所共知的种种事实来作推想。携带大量金币或金锭去为若干艘大船的货物结帐，实际一定难以办到，而商人组成商队驮带大批现款则更难想象，因此就需要假定有信贷机构，至少在 “中间商人”（mercatores）――专以买进卖出为生的人――作大买卖时如此。唯一可作的臆断是：在威尼斯和亚马非这两个城市及其周围的银钱行业的发展，要比现有的最早史料记录还更早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见到，威尼斯和亚马非乃是对西欧经济渗透的结集阵地，这种渗透当时既推动了、后来又深刻影响了西欧当地原有的革命性城市运动。经由威尼斯和亚马非，以及后来的热那亚、比萨和它们的联盟网传来的种种法律和商务技术，原都是在古代罗马的国际贸易所形成、而又在拜占庭得到过发展的。意大利各城市从拜占庭商人手里接过了办理货栈、从事海运、经营钱业等等活动，就将那些技术都传输进来了。         
《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泰格 利维著 纪琨译        
六、城市文化的某些根源    
   在11世纪的大动荡中，家族受制于某个领主的那种封建束缚开始削弱。当时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讲的是英格兰农奴戈德里克蓄意经常去海滩，捡拾从海上起来的商品和其他东西，捡得多了就去参加商队。戈德里克东走西闯出售货物，日积月累发了一笔大财。我们得知其人乃是因为有一份教会记事录记载了他的生平，对他晚年虔诚信教安度余生表示赞扬。    
  贸易得到扩展，十分明显的种种 “非封建”观点也随之而扩展出来。朝圣者、旅行者、商人、以及逃亡者，外出归来后逢人总要夸说意大利的城市，甚至还要津津乐道拜占庭和亚历山大港。每一处贵族领主庄园不论大小，都已经有了一群手艺工匠和做买卖的人，听从领主分派，为他的利益效劳。在一些主教管区总部的教会城市里，许多受过教育、负责买卖事务的官员，也都开始从事贸易来为自己谋利。无可置疑，在不同地方，人接受新信息的方式各有不同，行动响应也不同，但结果却都完全相同：生产者和贸易者都懂得了，生产和销售过程是可以从封建经济中解脱出来、成为集中于城市的独立活动的。    
  当时已经有了许多城市，它们都是罗马时代遗留下来年久失修的古城堡，可供遇到战事前往逃难避祸；这种罗马遗址有封建时代也得到保存，往往是作为封建领主同附庸接洽事务的中心。在普罗旺斯地区，附庸每天冒险出村，到山麓坡地种田；这与北欧乡间庄园中的领主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主教管区城市通常原是罗马人曾用作陪都的，它们也都成为了活跃的城市生活中心；还有许多中世纪商人城市，则是在某个主教贵族庄园所在地成长的。11世纪和12世纪的城市运动，使人受到鼓舞，力图摆脱封建制度，他们定居在那些老城的土地上，从事创建新的法律体制，来保护他们的经济生活。    
  也有一些城市是新建的，有时环绕着一座领主府邸或教堂建立，不过它们大都出现得较晚，是由某些领主或者君主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促成的。例如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要参加十字军东征，鉴于法国须有一处地中海港口，便下令建造了埃格莫特港，因为马赛当时尚未归法国所有。    
  大体说来，11世纪和12世纪的各种城市典章制度，都是在反抗封建生活限制的斗争中形成的。原是领主农奴的手艺工匠和货物收购代理人，纷纷要求有权自己做买卖赚现钱。土地耕种者力求有权出售某些农产品来换现钱，用以购买在庄园里无从得到的商品和生活用品，亦即购买那些业已争得自由、摆脱封建体制束缚的买卖人和工匠正在出售的东西。在领主的领地以内开设的市场上出售货物，是要缴纳各种捐税的，对于这种捐税，不论是土地耕种者、手艺工匠、还是买卖人，都同样力图修订或者取消。某个地区内那些在各个集市和市镇之间奔波的行商，往往必须寻求来源不同的各种保护。有时候由教会出面干预，来同领主理论，结果可使领主作出如下的认错：    
  我，胖子兰德鲁，今承认因受到常曾潜入俗世凡人心中的贪欲迷惑引诱，曾拦截了行经我领地的一群来自朗格勒的商人。我收缴了他们的货物，扣押到朗格勒主教和克庐尼修道院院长前来要求退还之日。我留下一部分我所收缴之物，其余一律退还。商人为取得此留下的部分，并为了今后能够安然行经我的领地，同意向我交纳一定数额的贡金。这头一宗罪过启发我续犯第二罪，我因而立即着手，并责成我手下的人，对所有因经商或朝圣而行经我领地之人，一概强征一笔苛捐，称之为过境税。 ……    
  兰德鲁放弃了他的征税要求，换来一次缴纳300苏的款项。